“始作俑者”这个成语的含义大家应该不会陌生,日常中可能用的比较少,但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经常能看到。始作俑者是指第一个带起恶劣风气的人,词还是比较重的。不过在古代,“始作俑者”不止一个含义,背后还有大多人都不知道的寓意。今天正好借此机会跟大家讲讲有关“始作俑者”的典故出处,看看这句话到底是出自谁人之口,又是在一个怎样的情况下说出此话,好奇就别错过下文啦。
1、始作俑者出处
能在文字中运用“始作俑者”的,尤其是能引用“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八个字的,如果被问到这话从哪儿来的,十有八九会脱口而出答道:“孔子曰。”但是,大概齐,在我们今天能找到的可基本确信是“孔子曰”的那些话里,并找不到。这个其实是孟子说的。不是“孟子曰”,而是孟子说的这话是“孔子曰”。
有点儿绕哈。
直说——这话,出自孟子的著述。具体讲,是《孟子·梁惠王【上】》有言——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翻译成今天的语言,意思大致是:孔子说过,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用人形的土偶来殉葬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让老百姓活活饿死呢?
这话,不客气地讲,有那么点儿没逻辑——“用俑”跟“断子绝孙、没有后代”怎么扯的先不说,跟“让老百姓活活饿死”,有什么必然联系么?
这样子的疑问,在我们这个充满“权威崇拜”的民族而言,可能显得大逆不道了——孟子都那么说了,你算老几啊,敢说没逻辑?!你以为你是谁呀?逻辑么?
甚或,放在当下,弄不好还会有充沛的爱国者说:逻辑这个破玩意,是西方来的,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错谬和反动的。所以,你的“逻辑”,不可以拿来忖度我们民族伟大思想家孟夫子的话。
好吧,那就先把逻辑及其相关疑问暂放一边儿,回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八个字。上面讲的“首先开始用俑的人,他是断子绝孙、没有后代”可能算“最权威”的释义;但的确,在网上随便可以查到的,就还有另两种释义,中国字的,八成可勉强算是我们民族的吧。
另两种释义中第一种的大意是——最开始用俑(人形俑)作殉葬品的人,将古老的“人殉”做了“模拟化”的“改造”,即以人形俑像代替真人;这与周朝以来崇尚的“人主”道德精神相冲突,是对旧时代(商代)的坏事情、不合理制度的“变通式继承”。照这样下去,后人怎会不效仿!照这样下去,未来,在别的许许多多事情上,难道就不会也发生这样实质上是倒退历史的情形吗?
在这种释义中,“无后”二字的意思,更该是“后面没有”、“以后不会”;因而“其无后乎”也会写做“岂无后乎”。不管怎么写,都是类似意思,跟“断子绝孙”挨不上。
还有一种“另类”释义,跟“权威”的理解刚好相反,不是谴责、批评,而是褒扬、肯定——最开始作俑的那个人哪,后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你啦。
这种释义的理据是:在孔子所处的周朝后半期(东周)之前数百年及至近千年前的奴隶制的商朝,盛行用人殉葬的“人殉”制度,即将人杀死,以其尸体作为死者的殉葬品,或干脆将活人与逝者同葬,将其活埋致死。
周朝立国之初(西周),废止了这种按今天话讲是“反人类”的残暴制度,改用草木制作的人形物件替代真正的人,用作殉葬,并将这种做法以“礼”的形式确立下来(这里说的“礼”,很大程度上,意思跟今天的“法律法规”差不多。周朝初建时,“法”字的含义,跟今天的“法律法规”基本不沾边儿)。这种替代方案,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是非常伟大的进步!伟大到未来恐怕没什么别的“礼”能超越它了!
2、与“权威”反义的褒扬肯定之语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或权威或不够权威的释义中,最后一种也就是认为“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话是褒扬、肯定之意的释义,或许更“通”。
这个认为的基础,是那八个字真的是孔子说的,而不是孟子借孔子名义说的。
前面提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至少今人更认定的出处,是这个;而《梁惠王【上】》,跟收入《孟子》的一些篇章类似,是我们今天叫做“访谈录”或“语录”的东东,而不是“著述”。孔子的《论语》,也属此类。
相比包括孟子在内的诸子百家,孔子更是“教育家”。或者也可以说,孔子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思想家。是以,孔子的学术轨迹,更是沿着“诲人”线路,其思想,倾向于对于“后生”和“浅知者”的启蒙与意识引导,表现形式,更会偏重口头而非文字著作。或许,在某个时候、某种场合下,他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话;但无论什么时候,都肯定是他在生的时段内,也就是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的这个期间;保守推想,更可能是在他的“后半生”也就是公元前520亦或再晚到公元前479年他去世期间。
孔子出生四十年前(公元前591年),“春秋五霸”最后一位的楚庄王病逝;历史地看,“霸主”时代结束了;可对当世的“现实”而言,“接力”般历时百来年的“五霸”时代,致使“正统”的周王朝名存实亡,如史籍所言“王室衰微,令出于伯”(“伯”通“霸”),大小诸侯,有“五霸”做“榜样”,纷起“僭越”之心,肆意膨胀,全不把“天子”放在眼里,相互征伐不休,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更使广大民众陷入贫苦、灾难和愈发的蒙昧。
孔子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在他的认识里,欲解救贫苦与灾难,最为关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有知”,继而觉醒,继而形成合力,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而就他的时代所决定的“眼界”而言,那个和谐的社会秩序,可以以传说中西周王朝建立之初及紧随的“成康之治”时代(约为公元前1046~公元前996年)为楷模,也就是孔子所言“吾从周”的“周”。在那个孔子认为算是“理想国”的时代,一个很重要、很凸显、很显“人文光辉”的标志,便是“废人殉”,即以“国家法令”形式废除以真人殉葬的制度。
或许,“废人殉”,并没有谁规定以“俑”代替真人,但为圆“往生”的理念,有人聪明地想到用人形物件“模拟”真人,用作给尊贵的逝者殉葬。这份聪明,在今天的我们甚至比孔子只晚了百多年的孟子那个时代的“智者”看来,是对旧的坏习俗的妥协,是不积极的,甚至愚昧的、冥顽的;可相比于用真人殉葬的商代,那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提升,是对于生命权的尊重和珍爱,具有划时代般的意义!
然而,这个了不起的“进步”及其所标志的“理想国”,却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和“五霸”的崛起而崩摧,而惨遭践踏。简直可以说,相比“始作俑”的“周”,后来的几百年,是历史的倒退!一心执念“复礼”、“从周”的孔夫子,应该会想:早几百年前就有“作俑”这样天才而仁慈的举措,后面却越来越抽抽,再没有那样的积极事件,实在悲哀。这么想着,他可能就跟听他教诲的年轻人慨叹——第一个想到用俑替代真人殉葬的人,是何等聪明、仁慈、勇敢,后世恐怕再没那样的人啦……
3、孟子的“借喻”
如前所及,《孟子》一书中有不少篇章都类似《论语》,并非潜心的“著述”,而只是对口头言论的记录,其中《梁惠王》(包括“上篇”和“下篇”),可谓典型,主要是对孟子与“梁惠王”谈话的记录。
梁惠王名叫“魏罂”,是战国时代新兴诸侯国“魏”的第三代君主,也是魏国的第一位“王”(前两代没称王,是为“文侯”、“武侯”),在位五十多年,死后谥为“惠”,正式史籍上称之为“魏惠王”。“梁惠王”是其“别称”,由来是他在位期间,将国家(魏国)的都城由“安邑”(大约在今山西省夏县一代,据传是古代“夏”的故都)迁到了黄河沿岸的“大梁”(大约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一代),并在有生之年,把大梁建设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城市;将其称为“梁惠王”,大概是有纪念他与“大梁”之间关系的意思。
魏惠王或称“梁惠王”魏罂,可以说有一些治国治军才能,但并不属于开创型领导者,生又有点儿好大喜功。他在位前期,魏国是众多诸侯国中最强大、最富庶的;新都大梁,沿黄河,不设过于严谨的城防,是空前开放、繁荣的大都会;魏罂本人,很喜欢八方来客、诸侯仰视的感觉,也乐得摆出礼贤下士、招揽英才的样子。齐国“鸿儒”孟轲(孟子)的造访,据说就是应他本人的诚挚邀请。
如果说孔子首先是“教育家”,那么孟子最主要的“定位”,就应该是“政治活动家”。虽说是秉承了孔子的儒学衣钵,但孟子的思想,随着时代变迁,跟孔子很是不同——孔子主张“启蒙”,而孟子却强调统治者的“自谨”、“自律”;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孟子立意“民贵君轻”(原话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信念“克己复礼”、“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则说“舍生取义”、“纵千万人,吾往矣”;孔子祈盼“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孟子开出的“救世良方”却是“定于一”(大一统)……
这样看去,后世叨咕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的说法,恐怕有点儿毛病——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合并”还是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共同脉络”?要说“脉络”,孔、孟,恐怕除了“入仕以济世”,没多少趋同;要说“合并”,却又是以谁为主?或说以谁为“世界观”的核心,又以谁为“方法论”的指导?
应该说,作为“政治活动家”,孟子对如日中天的魏国及其至少在早期很显“英主”风范的王者魏罂,很是看好。但是,一见之下,恐怕就多少有点儿打折扣。再多些相处下来,很可能就会感到失望了——魏王罂,不仅好大喜功,而且刚愎自用。本文最前曾引用《孟子·梁惠王【上】》——
提到饿死“斯民”,以当时魏国的富庶,人民虽肯定仍很疾苦,但“饥而死”的情况,还真未必有多普遍,多频仍;拿“饥而死”说事儿,恐怕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思想的体现——别瞧你今天蹦得欢,当心秋后拉清单。现在你的魏国看上去满不错,但有些问题不觉醒、不提早预防和解决,累计下去,会是饿殍遍地、民不聊生的惨景。这就好比“仲尼”说的“始作俑者”,别瞧好像当时有那么点儿积极意义,可时代变迁下来,那就成为了消极,成为了阻碍进步的绊脚石,结果就是“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语境上讲,若求“解通”,“其无后乎”好像也不应该是断子绝孙一类的意思。照笔者看,肯定不是那意思。因为,那时候,断子绝孙这档子事儿,是要说“无嗣”、“绝嗣”的;“无后”的说法,后来才有。
这么一倒腾,也可以推想:孟子跟梁惠王提“始作俑者”,该是对他认为是出自孔子的言论的“与时俱进”的“借喻”。
如是,可否认为,孟夫子在他那个时代,就懂得“活学活用”和“批判地吸收”了呢?
如是,该不该惕省,今天的我们,实在不应在“辨证”这回事上输给两千多年前的孟夫子呢?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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