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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中国境内从古至今的四大风水宝地

时间:2015-02-05 16:15:44来源:网络阅读:310

  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

  北京建城已经有三千多年,历史上一直是军事、政治中心,历来被风水学家认为是“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关于北京的最早记载是周武王当年封尧的后代于蓟丘——就是现在的北京。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这里曾是燕国的国都。辽代时被称作燕京或南京,是辽国的陪都。到了公元1153年,金迁都北京,改名为中都,这里从此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元代以“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原则建北京为大都,初步奠定了现在北京城的规模。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体现皇权的核心地位,把全城的中轴线向东推移了150米,新建的宫殿都在中轴线上,又在线北堆筑了一座景山,用以镇元代残余的王气,以便明代长治久安。清代仍以北京为都城,分别在城的北、东、西面增建了地坛、日坛、月坛,分别表示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用来举行祭祀典礼。

  在古老的中国文化里,风水地理文化一直备受重视。堪舆家们认为:“京城者帝之都也,国之要地,龙脉要冲,需依五行方位而建,山阳而水北,坐北而面南,受上天之佑,聚五帝之德。”北京北依山险、南控平原,正是古人心中建立帝都的理想的风水宝地。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条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南口是兵家要地)汇合形成向东南巽方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河流又有桑干河、洋河等在此汇合成永定河。在地理格局上,“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有利于发展和控制的战略优势。

  宋代大儒朱熹一生精于研究堪舆之道,《宾退录》记载了朱熹对北京风水的评价:“冀州好一风水:云中诸山,来龙也;岱岳,青龙也;华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诸山,案外山也。”代表了当时朝野对于北京地势的看法,对后人影响很大。元代蒙古贵族巴图南在忽必烈选择定都地点时极力推荐北京,《元史·巴图鲁》中记载了他的话:“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

  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大臣们认为这里是元代亡国之地,王气已尽,不宜建都,于是定都南京。没想到“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以燕王的身份夺了天下,他觉得燕京(即北京)是自己发迹之地,“龙潜于此,多有经营”。他的臣僚也纷纷上疏陈述北京作为都城的好处:“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制天下,成帝王万世之都也。”于是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时人一片赞同之声。到了明朝末年,由于政局颓势日显,一些反对意见又被重提,将危局归罪于当年迁都之举。通观明朝立国将近300年,一直处于北方民族的觊觎之下,多灾多难。这和北京离北边的边界太近,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并非地理,而在于朝廷的腐败无能,这是历史所能证实的。

  北京城是完全在中国风水理论指导下规划建设的,大至选址、布局,小至细部装修,处处寓涵风水思想,是风水学应用的典型实例。近代以来,北京得到了历代政府的悉心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将故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故宫成为世界上唯一保存完整的历经五个世纪的古都。

  沈阳:山环水绕、自成一系

  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之称的沈阳是闻名中外的历史文化名城,因地处古沈水(浑河支流)之北(阳)而得名。这里孕育了辽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在7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沈阳从公元前229年设立侯城起,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的后金迁都于此,满语称沈阳为盛京,意思是兴盛的城市。1636年,皇太极在此改国号为“清”,建立清王朝。1644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后,仍然把盛京作为陪都。

  沈阳的地理位置有很大优势。它北有外兴安岭,西有蒙古高原,东有大海,南有鸭绿江。西北高,不失为天然屏障,东南低,水域环绕。它离中原近,是关东与关西的咽喉,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融合点,也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兵家必争之地。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努尔哈赤于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召集群臣,商议把都城由东京(今辽阳市)迁往沈阳,有人认为这样做劳民伤财,而努尔哈赤却执意要迁。他的观点是:“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宁不计及耶?”努尔哈赤是从军事和生活两方面看待沈阳的,他把都城迁到沈阳,奠定了灭明的基础。

  以风水学的观点来看沈阳,这里也是王气充沛。古云:“来龙不去数千里,决然不是王侯地。”中国自万岳之尊昆仑山分出南龙、中龙和北龙三条风水龙脉,沈城属于北龙长白山之浩瀚风水余脉,经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层层脱换,辞楼下殿,穿狭过涧,蜂腰鹤膝,回龙顾祖,承袭亘古不朽之旺气,不远千里迢迢绵延而来,于棋盘山、辉山收势住形,平原结穴于沈水之阳(浑河北岸),难得之至,是以奠定了沈城为北方众城之首的格局。

  沈城的母亲河浑河,是沈城发祥之活水源头,对于此地的风水意义不同寻常。在古人看来,浑河有着界合两岸地脉,兜收天地精华,护侍沈城,并吸纳东来源源财气,以富养清朝国力,绵延八旗子弟的祥瑞之意。此外,浑河水系和平区段,水曲S形,抱北而绕南,天机造化,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恰恰是太极图吉形。清初浑河被辟为皇家河道,用来运输宫廷所需物资,这就要求整个河道不得有任何侵占和污染。

  现在的沈阳是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国际大都市和政治、金融、文化、交通、信息及旅游中心,在新的时代,沈阳焕发着勃勃生机。

  太原:三水包围、险关为塞

  山西省的省会太原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古城,历史上称之为晋阳,简称“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太原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史载有“控山带河,踞天下之肩背”的盛誉。太原始建于公元前497年的春秋时期,当时被称为晋阳邑,战国初期赵国建都于此。秦代,太原郡为全国36郡之一,西汉又称并州,为全国13州之一,这也是太原又称并州的渊源。南北朝以前的前赵、后燕、前燕、前秦及北齐,都以太原为国都。隋朝时,晋阳在全国是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城市。唐王朝发祥于晋阳,封晋阳为北都,与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并称“三都”。五代时期,后唐、后晋、后汉、北汉亦以太原为国都。到清代,太原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商业、手工业城市。翻开历史,可以发现,在公元11世纪以前,许多对古老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和许多王朝的治乱兴衰之中,都曾有太原这个名字,而这些都跟这块土地有着直接的联系。

  2500多年来,太原孕育了悠久灿烂的文化,也造就了一大批在中国历史上耀眼夺目的文人才俊。唐代边塞诗人王翰、王之涣寓细致委婉于雄壮豪放之中,抒写了独具苍凉之美的千古绝唱;罗贯中开创了我国语体章回小说的先河,创作了《三国演义》;明末清初的大儒傅山以其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还有元好问、阎若璩……他们无不为中华文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太原之所以成为这样一座历史与文化之都,是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与富足雄厚的经济实力、人文环境密不可分的。首先,太原地处山西黄土高原的中心,周围雄关险隘环绕,历来是易守难攻、可进可退的军事要地。同时,由于太原处于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过渡地带,两种文明导致的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兴替与治乱。晋阳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太原人见多识广,对于战争极为熟悉,在他们心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意识很是普遍。历朝历代统治者利用这一优势,经常在当地招募、组织素质精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这是晋阳在历史上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人文因素。因此,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华夏文明和中国政治力量的核心半径之内的太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华夏的政治格局。

  此外,处在西北高原上的太原,西倚蒙山和天龙山,东边和南边有汾河环绕,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之间又有晋水和风峪沙河,如此三水包围的地形在干燥的高原上殊为难得,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所以自古就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太原盆地东、西、北三面的山地丘陵地区,植被繁茂,水草丰沛,是理想的牧场,因此畜牧业也很发达。太原的自然矿产资源丰富,早在春秋时期,太原的冶铜业就很发达。历史记载董安于建晋阳城“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太原的冶铁业也很有名,唐代杜甫诗云:“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就是对太原冶铁业精湛工艺的真实描述。太原这种农牧结合、渔猎并举,手工业、商业相兼的经济地理环境,为其在历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一方水土造就一方文化。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使得太原见证了中国所有朝代的兴衰更替。中国古代城市所应有的各种角色与功能,太原都经历过、扮演过,它的历史成为我国城市文明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西安: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西安古称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之一,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历史上繁荣昌盛的王朝周、秦、汉、唐都在这里建都,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西安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中国历史前半期为何定都于关中?这与关中南阻秦岭、北滨渭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的宏观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

  公元前11世纪,周文王作丰邑,后来周武王都镐京,一直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近300年时间,丰、镐二京一直是西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也是西安作为中国首都城市的开始。在周人之后,秦人也以关中为根据地统一了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王朝,并先以栎阳后以咸阳为首都,对后人建都于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在今西安市西北郊龙首原北麓兴修起长安城。当年张良建议刘邦定都长安时说:“关中左函谷,右陇蜀,北有胡苑之利,南有巴蜀之饶,正可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金城千里”指关中平原四周为山原、河川所环抱,犹如一座规模庞大的天然城堡。关中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面是黄土高原,再向北方和西北方,还有黄河天堑为屏障,东面也有黄河阻隔,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难攻,从战国时起就有“四塞之国”的说法。其后二百余年,长安城一直作为西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文景之治”造福百姓,“汉武盛世”建功立业。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在当时与罗马一起称雄东西方世界。魏晋南北朝时代,作为多个割据政权的都城,长安城一直使用到隋文帝建成大兴城的583年。唐代改大兴城为长安,并且增修宫殿,成为当时大唐盛世绚烂繁荣的象征。

  今天的西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的省会,中国七大区域中心城市之一。在教育、科技、制造等方面走在中国大城市的前列。由于西安处于中国的腹地,20世纪70年代,当我国决定建立自己独立的大地坐标系统时,通过科研人员的实地考察和综合分析,最后确定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石际寺村境内,具体坐标为“34° 32′ 27.00″N、108° 55′ 25.00″E”的地方是我国的大地原点,也就是我国水平控制网中推算大地坐标的起标点,利用它我们可以精确地知道自己所在的地理位置。我国的国家授时中心(陕西天文台)本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这里承担着我国标准时间的产生、保持任务。我们所得到的北京时间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国家授时中心是国家的关键技术基础设施、重要战略资源和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撑,是我国至为重要的科研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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