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星空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杨修之死的真相,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杨修形象颇为“轻狂”,这一点被罗贯中所继承并加以发挥,所以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的杨修同样是恣肆逞才。但是小说却有意隐去了《世说新语》中所认为的杨修之死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卷了入曹丕曹植兄弟的立嗣之争。罗贯中在文学作品中大力渲染杨修“恃才傲物”,好几次让曹操难堪,因此招致了杀身之祸,最终死于曹操的“嫉贤妒能”。《三国演义》的这个做法当然是为了服务于小说主旨,是出于塑造曹操“奸雄”形象的需要,而并非历史的真实。
《世说新语》虽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关于杨修的死因也流于表面
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比文学作品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内容。即便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世说新语》,在“杨修之死”这个问题的解释上,其实也显得有些平面化。杨修之死固然是因为卷入了曹氏夺嫡之争,但是杨修的死又远不止参与曹氏内部权力斗争这么简单。既然杨修当然并不是死于曹操的“嫉贤妒能”,又不止是卷入“曹操立嗣”这么简单。那么,杨修之死的背后到底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
在笔者看来,杨修之死跟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有直接的关系,也是汉魏嬗代历史进程中一个标志的事件,它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政权的彻底败亡,同时也预示着汉魏嬗代的必然到来。
一、曹操对于杨彪杨修父子的拉拢
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有一个总结的评价,“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这里陈寿看到了曹操在政策层面是“申商法术”,这是曹操打击以“儒”为特征的世家大族的一面。陈寿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能说他错了。然而在《魏书·卢渊传》里,孝文帝答卢渊表里有“曹操胜袁,盖由德业内举……定非弊卒之力强,十万之众寡也。”这样的说法。孝文帝对于曹操崛起的理解,比起陈寿来,显然层次更高,已经涉及到社会政治的深度。
曹操用人,对“德”并不十分在意
曹操“德业内举”,按照田余庆先生的说法,其实就是他对于东汉以来,在朝野都具有巨大影响的世家大族这个社会阶层,有一个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由此,曹操对待这个阶层,采取的是一个适度而又有效的弹政策。
和田老观点相似的,还有徐杨杰在《中国家族制度史》一书中所提出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世系大族公卿满朝的政权,曹操夺取这个政权时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为了巩固统治,曹操也必须吸收一些强宗大族在朝廷任重要官职。”
世家大族在汉末政治中,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
关于曹操对待世家大族的态度,田徐两位所见略同。我们考察曹操对待杨彪杨修父子的态度,这一点也能得到印证。弘农杨氏,是东汉以来的超一流家族和第一等高门,并且在汉末还和另外一个超一流家族汝南袁氏还有姻亲关系,而杨修便是杨氏和袁氏联姻的后代。杨修之父杨彪又是汉末的太尉,在这种情况下,杨修与其父的社会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杨彪出身东汉最有声望的高门大族,世代忠于汉室。杨彪的先祖从杨震开始,世代和宦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世代也都以清流自居,对曹操这种“赘阉遗丑”本来是十分鄙视的,根本不可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曹操的统治。曹操对此也早就心知肚明,其实曹操对于杨彪为首的世家大族势力一直十分忌惮,想杀杨彪之心早已有之。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传》:
“时袁术僭乱,操托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
从这条史料可以看到,曹操杀杨彪之心早已有之,只是未得借口,最后只能以袁术和杨彪的姻亲关系勉强处置杨彪。但是即便如此,曹操依然遭遇了来自己方势力内部的强大阻力。孔融以杨彪“四世清德,海内所瞻。”提醒曹操杨氏的巨大影响力,并且警告曹操说“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甚至还以为自己“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作为进一步的威胁。曹操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罢。
曹操最终不敢妄杀杨彪
更为讽刺的是,袁绍和杨彪、孔融等人也有矛盾,曾经在建安三年(198年)给曹操去信,想借曹操之手除掉他们,然而曹操依然不敢轻举妄动。
《三国志·武帝纪》:
“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犹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
曹操这番对袁绍的作答,当然首先是将他的虚伪表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杨氏等人在东汉社会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曹操不敢轻举妄动。
汉室虽然衰微,但是拥汉者却大有人在
曹操不敢杀杨彪,反而以太常的高位来进行笼络。然而杨彪以其坚定拥护汉室的政治立场,不可能真心和曹操合作。从这一点来说,杨彪和荀彧有相似之处,但是表现得更为极端。
《三国志·文帝纪》:
“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
杨彪在曹操代汉之心日益暴露的时候,选择了坚守汉节,闭门绝户十多年,拒绝和曹操合作。到了魏文帝践祚,想启用杨彪做魏朝的太尉,杨彪也再次表达了拒绝。
这种情况在杨修身上,亦是如此。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
“杨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又是时临淄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两个关键的信息,一是杨修受到了曹操的提拔和重用,这是曹操拉拢杨修的表现,同时这使得杨修具有了“总知外内”的地位;第二点则甚为关键,那就是这里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和《世说新语》里完全不一样的杨修,《世说》里杨修颇为轻狂,主动参与了曹操的立嗣活动,是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形象,其被杀颇有些“咎由自取”的味道。而裴注引用的材料则向我们清楚的表明,是因为杨修在曹操身边掌握机密,曹魏诸卿争相与之结交,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了曹丕和曹植。而杨修之所以选择辅佐曹植,这自然和其政治立场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将在后文做进一步分析。
杨修其实也是拥汉立场
因为杨氏一门在东汉的巨大社会声望,曹操不得不对其进行竭力拉拢。这显示出曹操在对待世家大族政策上灵活弹的一面;但是,如果反复拉拢都不成,时机一到,曹操又会对这些“恃旧不虔”,不愿意支持自己代汉的人物加以杀戮。
杨修之死,表面上是他卷入了立嗣之争。但是杨修的悲剧,本质上却是因为他和其父一样是忠汉立场,并不支持曹魏代汉,这才导致了曹操借故对其痛下杀手。
二、杨修之死与曹操立嗣
应该说,杨修和其父杨彪在拥汉这个问题上,具有相同的立场。但是父子两人的行事风格,却略有差异。杨彪从建安年间就开始拒绝与曹操合作,而杨修却一直出仕曹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杨修虽然为曹操效力,但是明显对曹操并不恭顺,经常在曹操面前炫耀其才智,颇有藐视曹操权威的意味,这一点和孔融、祢衡这类忠汉士人以往的各种表现,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杨修炫耀才智,却并非“恃才傲物”
杨修的这类表现,在史籍中有不少的记载。
《世说新语·捷悟》:
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
《后汉书·杨修传》:
“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脩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脩之几决,多有此类。”
《世说》里的几个故事基本都被《三国演义》所采用,用以塑造杨修“轻狂”的形象,而《后汉书》里这则“鸡肋”的记载,在《三国演义》里还被罗贯中作为杨修之死的直接诱因加以演绎。
然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杨修的死因绝非如此简单。在《三国志》中,杨修并没有单独列传,他的死因就更需要我们抽丝剥茧,加以厘清了。
《典略》:
“公(曹操)以修前后漏泄言教 , 交关诸侯 , 乃收杀之 。”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
“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诛修。”
分析这两则史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它们都提到了杨修作为曹植宾客的身份,也就是指杨修成为“植党”,卷入了立嗣之争,这固然可以看做是杨修被杀的直接原因。但是,曾经党于曹植者众多,前前后后还有司马孚、贾逵和王凌等人,为什么偏偏要杀杨修?另外,诛杀曹植党羽之事,其实多为曹丕所为,然而就连曹丕本人也认为杨修“过薄”,罪不至死,甚至在杨修死后还颇为思念杨修。最后,曹操杀杨修之时为建安二十四年,曹丕在建安二十二年就被立为太子,立嗣之争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如果杨修真的因为是单纯地因为卷入立嗣之争而死,那为什么曹操会在自己离世前百天才决定杀掉杨修?
以上种种,都显示着曹操杀杨修,绝非杨修卷入立嗣之争这么简单。
卷入立嗣之争者众多,为何单单要杀杨修?
笔者觉得更重要的正是杨修本人的政治立场,恐怕才是曹操“虑终始之变”的忌惮所在。杨修和其父的拒绝出仕曹操有所不同,他确实用事于曹操,一度也深受曹操信任。但是我们通过杨修在曹魏集团的表现,和前文的一些分析可以看到,杨修出仕曹操的初衷和荀彧其实颇有相似之处,都是想借助曹操之力来复兴汉室罢了,这也是和其家族世代忠于汉室的传统相一致的。曹操在自己离世前一百天杀杨修,这和他在称魏公前一年逼死荀彧,可以说完全如出一辙。荀彧的死因在《三国志》里扑朔迷离,近乎于不能明言。陈寿一句“(荀彧死后)明年,太祖遂为魏公矣。”,一个“遂”字,显示出了强烈的暗示意味。《三国志》里又说,“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我们从这里看到,杨修的真正死因,被陈寿几乎以同样的笔法加以了传达。
杨修继承其家族风尚,怀抱忠汉之心而始终不愿更张,终不见容于曹操。曹操又因其“颇有才策”,顾虑其身后的政治形势,出于抑制汉廷势力一切残存的力量的考虑,最终还是举起了对杨修的屠刀。
曹操对杨修的政治立场顾虑重重
杨修的死,意味着弘农杨氏“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也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
三、杨修之死与汉魏嬗代
杨修的死,是和曹植的失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两件事都标志着拥汉势力的彻底消亡,自然也意味着东汉王朝的彻底败亡,汉魏嬗代不可逆转地到来。
杨修之死,根本上是因为他的拥汉立场。然而杨修拥汉和支持曹植,支持曹植和汉魏嬗代,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这是目前学界和网络上都少有涉及的一个问题,笔者早些时候读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有所获,这里略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杨修的政治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汉室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他肯定是坚决反对汉魏嬗代的。然而曹植的政治立场,则不太为人所注意,作为曹操的儿子,似乎这不应该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然而周一良先生在其著作里探隐发微,指出“曹丕曹植相争,而子建失败,与二人对曹操决意篡夺汉朝之态度恐亦有关。”
清代学者宋翔凤在《过庭录》分析曹植的《三良诗》中“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语,认为曹植有忠于汉室的思想,认为人生不可有觊觎非分的想法。又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时,自比桓文欲为匡扶之业。曹操的这个话真实自然值得怀疑,但是曹操自比桓文的时候,又说曹植的想法和他自己一致,恐怕这就并非不是真实情况的表达了。后来曹植失宠“势不容己”,则是曹植“尚执前意”的结果,也就是说,曹植一贯坚持“桓文之业”,想对汉室尽匡扶之力,而非取代自立,要行汉魏嬗代之事。后来曹丕篡汉,曹植本来就不见容于其兄,在这种情况下,曹植依然冒着极大风险,“发服悲哭”,显示出了对汉室强烈的眷恋。《苏则传》说:“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这个情况并非孤证,《魏略》也有类似的记载,“植自伤失先帝意,怨激而哭。”
作为曹操的儿子,曹植的政治立场却出人意料
北魏孝文帝在表达对其弟元勰的信任时,曾经说过:“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只要克己复礼,就不必再在乎其他的事情了。” 在以往对曹丕和曹植相争的解读中,多以“才名相忌”的角度来进行观察,这恐怕只涉及到了部分原因,也就是只论及了兄弟二人的政治才能,而忽视了他们政治抱负上的差异。曹操曾经作教令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曹操在这里所说的“定大事”,毫无疑问就是指汉魏嬗代之事,由此可见曹操在选择魏太子时,是和行篡汉之事联系在一起的。曹操曾经对曹植寄予厚望,但是后来曹植表现出来的对汉室的留恋,至少是对行篡汉之事的不置可否,相较曹丕的野心勃勃,曹操最后改弦更张,选定曹丕作为继承人,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这里花了较多篇幅讨论曹植对于汉室的态度,是因为了解曹植的政治倾向,对于理解杨修始终如一坚定地支持曹植的立场至关重要。事实上,最初支持曹植的远不止杨修,贾逵、王凌和司马孚这些后来的曹魏开国元勋,都曾经是曹植的支持者。另外,荀彧的态度也值得玩味,虽然荀彧在曹操的立嗣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从其子荀恽的选择,或者可以对荀彧本人的态度窥知一二。
曹丕野心勃勃,决意篡汉
《三国志·荀恽传》:
“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彧。及彧卒,恽又与植善……文帝深恨恽。”
如前文所说,陈寿在《三国志》中已经强烈暗示过荀彧的死因了。这里陈寿又说荀恽“又与植善”,显然也是颇有深意。纵观荀彧后代在曹魏时代,都称不上显贵。这显然和荀彧父子秉持忠诚于汉室的理念,而支持曹植有莫大关系。但是随着如贾逵,王凌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纷纷放弃汉室,转而支持汉魏嬗代。最后也就只剩坚守内心信念的杨修依然执着地支持曹植,这种孤独的坚守,显然独木难支,难怪乎杨修自己也说“我故自以死之晚 ”,他对自己的最后的悲剧其实是早有预料的。
杨修作为世家大族中,汉室最后的也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汉魏嬗代的时代洪流中,显得如此的形单影只。杨修心存宏愿托身曹植,然而随着曹植的失败,他终究无法做到将其家族的光荣踵事增华,将残存的汉室兴微继绝,这或许才是他悲剧的真正的根源所在。
杨修悲剧的根源在于他不支持汉魏嬗代
结语
杨修之死,并非是因为曹操嫉贤妒能,而是因为他拒绝曹操的拉拢,始终坚持对汉室的忠诚,反对曹氏的汉魏嬗代。然而杨修并不具备和曹操在政治军事上对抗的资本,他只能用在曹操面前炫耀才智的方式,来藐视曹操的权威。他只能选择支持没有篡汉之心的曹植,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随着曹植争储的失败,因为杨修的才干和政治立场让曹操始终忌惮,他终于在自己临死前决定除掉杨修,以消除自己身后的政治隐患。杨修的死,是一个标志事件,标志着弘农杨氏“四世三公”鼎盛局面的终结,标志着以世家大族为支柱的东汉王朝走到了尽头,也标志着汉魏嬗代的最终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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