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海里的阿拉！古代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2019-12-05 15:56:10来源：未知阅读：189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上海的发展史，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他们生活或者在近海的沙洲上，或者生活在湖泽中相对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商汤周文在中原大地上逐鹿厮杀时，古上海人依旧过着自己的或耕或渔的悠然生活。

　　校/一条人文主义狗画/捕风者图/地缘谷

　　“沪”，本来是古代江浙一带人捕鱼的工具。活跃在松江下游的渔民们曾在这片土地上用绳编结的一排竹栅，插在河中，以拦捕鱼蟹。唐朝末年的苏州人陆龟蒙在他的《渔具诗》序中说：“列竹于海澨曰‘沪’，吴之‘沪渎’是也。”恰恰在这个曾经以苏州人当作“沪渎”的捕鱼之地上，后世的魔都-上海，始料未及地成为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

　　泡在海里的阿拉

　　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上海曾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在最近的一次大理冰期结束(一万五千年前)之后，海岸线固定在今上海中部偏西，一条西北到东南走向的冈身外缘线上,即今北起娄塘,经过嘉定城中、南翔、俞塘村南抵柘林一线。这条分界线以东的上海大部淹没在浩瀚的东海之中，以西的土地则是水泽密布的湖区。

　　《史记夏本纪》记载，先秦时期的太湖平原“三江既入,震泽致定”。当时的震泽(太湖)向东经由娄江、松江(吴淞江)、东江沟通大海，这些密布的江河湖海将当时本就一大半泡在海里的上海(松江下游)，变成了真正的水乡泽国。

　　早期上海居民可能过着与今天舟山群岛上居民一般的生活，他们生活或者在近海的沙洲上，或者生活在湖泽中相对地势高爽的土墩上。当商汤周文在中原大地上逐鹿厮杀时，古上海人依旧过着自己的或耕或渔的悠然生活。

　　上海最早走入历史的视野起于春秋时代定鼎东南的吴国，史载吴王寿梦(吴王夫差的太爷爷)曾经在松江之南修筑华亭(位于今天上海西南的松江区西部)，以为停留宿会之所。这片河湖密布、树木茂密的泽国虽然难以大面积开垦，却很可能是当时吴王游猎嬉戏之地。

　　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楚国相春申君黄歇“请政封江东,考烈王许之。黄歇遂以吴墟(苏州)为首邑，当时上海西部也就自然成为了春申君黄歇的领地。相传，当年这位楚国贵族曾经治理水患难平的“断头河”，使之直入大海，当地居民因之将此河称为“黄歇江”，后简称“黄浦”。他的封号“春申”也遗留下来称为上海的一个简称“申”。

　　秦汉时期，上海地区水乡泽国的地理基础并未改变，然而当地的海盐生产却成为东南地区一项暴利行业。汉代一度在上海西南与湖州东北设立海盐县，通过盐铁官营的政策将这一地区的经济大权把持在中央政府手中。

　　不过，上海近海的脆弱地理条件依旧干扰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管辖上海地界的海盐县就在公元一世纪年因为海水内侵与地质沉陷而沦为湖泊，县城因此而被迫南徙。

　　随着汉末三国的战乱更迭，越来越多的北方士族流播江南。当时“避难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三吴之地(吴郡、会稽郡、吴兴郡所在的苏沪杭一带)成为世家大户的聚集之地。这些来到南方的北人为了生存，必须向大自然求土地。

　　当时来到上海一带的移民开始大面积开垦田地，修筑圩田(亦作围田)，这是一种筑堤障水、蓄水以灌溉卑湿土地的方法。这种耕作方式的推行，让湖泽遍地的上海西部地带逐渐改变了水泽密布的状态，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田与密集人口居住地。从东汉延续到南北朝时代的陆氏家族就在今天松江南部的三泖、华亭一带设立了规模巨大的陆氏庄园。东吴名将陆逊、大书法家陆机都是此上海古庄园的首席代言人。

　　沪渎港与华亭县

　　当隋唐帝国的统一步伐迈入江南时，长江下游的上海陆上地区已经在六朝风华的滋养下茁壮成长起来，人口与田亩数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上海的陆上区域也不断向海面上拓展。唐代武德初年(公元618年)，在长汇入海口有东、西二沙洲露出水面,“渐积高广”这就是今天崇明岛的前身。

　　开元初年(公元713年)，上海人民开始兴筑海塘以御咸潮(海潮侵蚀)。海塘使新涨起土地在未堆积到最高潮位以上时，就脱离了江、海的浸灌。同时又迫使与江流俱来的泥沙更多更快地球积在身以外，人为地加快了陆地扩展的速度。

　　到盛唐天宝十年(751)，唐政府割苏州海盐县北境、嘉兴县东境、昆山县南境置华亭县。这是上海第一次出现独立的行政区划建制，当时的华亭县基本囊括了今天浦西的所有上海市辖境(杨树浦、复兴岛与浦东大部分地区尚处于海平面之下)。自此，上海开始以独立的风貌屹立于长三角之中。

　　随着海岸线的推进，松汇入海口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喇叭形海湾，或称三角港。三角港与江身有别，水域广阔，在当时被称作沪渎港。从今天上海旧青浦到市区这段宽阔的港湾，“深广可敢千浦”，是一个承载力较大的新生港口。

　　然而，具有了独立行政建制与港口的上海却是生不逢时。首先，隋末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在有唐一代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水陆运输份额。来自余杭的航船通过太湖东岸的江南河巧妙地避开了上海所在的华亭县，在联结了苏州城后北上走镇江与扬州一线，将江南的贡赋源源不断的通过大运河输入北方的长安与洛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不会选择从吴淞江到上海港出海再反向进入长江的南辕北辙型路线。

　　另外，当时的海外贸易方面，北方的蓬莱充当了与朝鲜、东北的交流枢纽，而南方的明州(宁波港)则与日本的遣唐使达成了合作意向，来自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的客商更倾向于与广州、泉州来一场持久的互动。

　　最后，港口本身的劣势同样明显。由于沪渎港“与海相接，茫然无辨”，入港船只“常因此失势,飘入深波”，人颇视为畏途。

　　于是，初出茅庐的沪渎港与华亭县遭遇到了内部、外部外加港口条件的三重冷落。因此，这个位在长江出海口附近的大港并没有获得他应有的惊艳出场。

　　从徘徊到繁荣

　　两宋时期，今天的上海市区(包括浦东)已经基本露出海面。当时青龙镇一带的吴淞江因为淤塞而难以航行，而南方的东江支流黄浦江则脱颖而出，吴淞江与黄浦江合流入海(今浦东老洪洼)，成为联结华亭县城与沪渎港的重要航道。同时，沪渎港的停泊与航运条件也得到改善。南宋政府于绍兴二年(1132年)将两浙提举市舶司设于华亭县。上海(华亭)一度因此成为苏浙地区海上贸易的核心所在。

　　在此期间，上海地区的农业经济水平与人口数也不断得到发展，北部嘉定一带由昆山析置成为了嘉定县。整个上海地区进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代。

　　然而，当时的南宋王朝依旧保持着“仰给东南”的国策，且与北方长期保持着尖锐的对立(金国与蒙古)，南方的泉州、广州依旧是朝廷海商税赋的主要来源所在，位置偏北的沪渎港依旧只能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小范围物流转运的次层枢纽，并不能直接担任具有决定意义的海上贸易中心。

　　蒙古人统一江南塞北后，当时户数已达二十三万的华亭县升格为松江府。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县立，隶属于松江府，上海这一名称终于出现了历史中。

　　由于金与南宋时期大运河的长期淤塞，定鼎于北京的蒙古人选择采用海运的方式从江南调运粮草。从公元1282年开始，蒙古丞相伯颜命上海管军总管罗璧、张瑄、朱清等负责建造平底海船六十艘，从海路向大都运送粮草，这条航线从浏河口(后改为刘家港，今苏州太仓市)出发，经崇明入海，而后一路北上直抵天津。

　　这条运粮路线的展开虽然一定提升了松江府的政治地位，但这种非商业的官方贸易并不能真正的盘活经济。况且，真正的上海港(沪渎港)在这一时期同样被泥沙淤塞所困扰，并不能真正实现一个港口的正常功能。

　　元朝初年，一个流落海南的上海老阿姨回到了家乡。这位名叫黄道婆的女人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人，她从海南岛的黎族同胞学得了纺织棉布的技术，并创新地发明了三锭脚踏纺车，让当时刚刚引入棉花种植技术的松江府成为了南方重要的棉纺织中心，使松江府当地“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海上贸易中心功能难以实现的松江府(上海)只能转而以传统手工业(棉纺织业)中心的身份聊以自慰，然而当时驰名全国的“松江棉布”依旧是当时享誉当时的上海制造品牌。

　　明朝初年，由于吴淞江的壅塞日益加剧，上海港几乎已经不能使用(而此时的刘家港成为绝对的主角，是郑和下西洋的出发地)。因此，明朝尚书夏原吉采纳建议，放弃已成顽疾的吴淞江,以畅黄浦为主,“于上海(按指上海县城)东北浚范家浜接黄浦通流入海”。在这之后，大跄浦这一正北入江口逐渐成为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上海港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港口环境。

　　正当上海港终于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时，却再次遭遇了中国封建王朝走向衰落与内敛的时代。明王朝为了防范倭寇的袭扰，勒令东南沿海居民“片帆不得入海”，清王朝更是设定了“闭关锁国”的终极国策(尽管上海港曾经在康熙年间获得短暂的海上贸易时期)，这让定位高端的上海港只得望洋兴叹，只能作为一个长江下游的转运码头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