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孝成王为什么要向秦国开战？战国时期的三场战略决战！

时间：2019-12-11 17:58:47来源：网络阅读：124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战国时期的三场战略决战!希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

　　赵孝成王是赵国第八位国君，年轻气盛的赵孝成王在继位第一年，就联合齐国击退秦国的进攻。当时赵国经过多年胡服骑射的推行，成功从七雄中崛起，成为当时唯一一个能和秦国对抗的国家。公元前262年，韩国将上党郡献给赵国，此番用意也是想转移秦国的注意力，一旦赵孝成王接受上党郡，秦国必定会将矛头转向赵国。虽然赵国国力大增，但依然略弱于秦国，只可惜自信的赵孝成王没看清这点，急于向秦国发难，结果己方军队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说起“长平之战”，未必人人知道。但要说“纸上谈兵”，就几乎无人不晓了。

　　哦——原来，纸上谈兵的那个战役，就是长平之战啊。

　　先明确，“纸上谈兵”或许是在指长平之战里的一些情形，但这个说法本身，肯定是后人附会的。就是说，长平之战，并不真的就是“纸上谈兵”成语的“出处”。

　　原因很简单——那时候，“纸”这个东西，还没发明呢。

　　知道“长平之战”的人，大概也都知道，那是一场彪炳着“坑杀”40万俘虏暴行的战役。那也是历史课本上讲的使得“秦统一”步伐加快的一次重要战役。

　　而笔者想说，这场血海漫天的战争，是整个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战略决战，没有之一!

　　战略决战!

　　(白起)

　　(一)啥叫“战略决战”

　　好像，一说“决战”，就自然会联想到“最后”、“最后一战”。

　　其实不见得。

　　除去中外古往今来可谓屈指可数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情形，真正的“战略决战”，大多数都不是“最后一战”。

　　相比而言，“最后一战”，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比如“解放战争”：众所周知的“三大战役”，并不在“最后”，却是铁定的“战略决战”。

　　战略，对应“战术”，指“战争趋势”，即：强与弱、主动与被动、攻与守这些关乎“终局”的因素及其发展变化趋向。在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持续时间较长的大规模战争中，战略是决定的，战略的正确和趋于正确的及时、有效调整，是最终胜利的基本条件。

　　决战，顾名思义，指的是交战双方(一般都是双方，也有少数时候是多方)旨在决定强弱、攻守、存亡的“终极交战”。未必规模很大，但通常都是“拼到底”的，一定是“决定”了某种状态、某种趋势的。

　　服务于战略的决战，就是战略决战。

　　涉及战略的决战，通常规模会比较大。甚至，很多时候，并不是单一的一场战役，而是战略上相互连带的一组、若干场战役。

　　(秦昭襄王与白起)

　　(二)战国时期的三场战略决战

　　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当时分布在大约相当于今天我国疆域三分之一地域内的几十个诸侯国，通过以战争为主的手段，大鱼吃小鱼，最后由其中一个诸侯国，即秦国，武力平灭所有其他诸侯国，形成了“大一统”政治局面。

　　关于战国的起止时间(年份)，比较清楚的是“止”也就是“终点”这一端;而“起”也就是“开始”的年份，学界是有不同说法的。比较主流的有3种：

　　一是说孔子主持编著的《春秋》完成之后。这个说法，古代比较推崇。

　　二是近现代比较认同的“三家分晋”，即老牌诸侯国“晋”被其治下的“韩”、“魏”、“赵”三股割据势力瓜分，继而，瓜分者“存在即合理”地被当时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承认并册封为新的诸侯(即所谓“三晋尽得其封”)。

　　还有一种比较新的说法，是认为春秋、战国的时间分界点，在“勾践灭吴”。这个，笔者个人觉得不那么特有道理。但肯定也是学界的一种认为，姑且也列出罢。

　　上述三种说法，在具体年份上，其实比较接近，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所以，作为不研究那些的普通人，战国的开始时候，大致认为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也就可以啦。

　　到“秦统一”的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前221年)，战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持续了二百二三十年左右。

　　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里，发生的大小战争，数不胜数，其中不乏规模宏大、影响深远、血流成河的例子。但由笔者粗浅的历史认知来看，真正够得上“战略决战”的，只有三例。按发生时期由远及近排列，分别是：

　　其一，发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后期(秦昭襄王较早时期、秦宣太后临政)的孟尝君合纵攻秦。

　　进攻一方是以齐国王亲、封号“孟尝君”的大门阀田文为“合纵长”，以齐、赵、魏为核心的十数个大小诸侯国组成的“联军”，被攻一方是秦国。是主要针对秦国的“合纵”战略最成功的一次战役;也是战国二百年多年间数次“合纵攻秦”中唯一突破秦国东侧“堡垒”函谷关的一次。兵锋直指秦都咸阳。结果是秦割地求和。

　　其二，发生于公元前三世纪前叶(秦昭襄王晚期)的秦赵长平之战。

　　主要只涉及秦、赵两个诸侯国。结果是秦完胜。

　　其三，发生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后期的秦灭五国之战。

　　攻方是时称“秦王政”、史称“秦始皇帝”嬴政主政的秦国，攻击目标是韩、魏、燕、赵、楚五个主要诸侯国;其中规模最大、最具决定的是持续近3年，攻守双方兵力总合超过一百万的秦楚之战。故而也有说法称之为“秦楚之战”。不管叫什么，这都是战国时代的“最后决战”!结果是秦国成功平灭韩、魏、燕、赵、楚等五国，逼降齐国，“战国七雄”除秦以外尽皆灰飞烟灭——“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矣”!

　　在这三者中，秦赵长平之战，不是规模最大的，且主要的交战过程只涉及两个诸侯国，好像“波及”也不够广。但从军事战略角度讲，却具有“攻守之势易也”的划时代意义。

　　(三)长平之战的战略意义

　　如上述，秦赵长平之战及其结果，在战国“大格局”中，具有着“攻守之势易也”的划时代意义。笔者认为，这个意义之于“天下大势”的重要，甚至超过了末期的秦“平定天下”的“最后决战”。

　　如果说，以武力方式实现“定于一”的“大一统”，是“果实”，那么，平灭六国的最后决战，就是“收割”;而数十年前的秦赵长平之战，则是“播种”。

　　撇开粗率的比方，想要稍稍清楚点儿讲讲长平之战的战略意义，先要简单捋捋当时“大势”，即“基本形势”、“基本格局”。

　　很多人都知道“战国七雄”——楚、魏、齐、赵、燕、韩、秦(按战国早期各国综合实力排序)。很多人也偏误地认为，战国时代，只有这七个诸侯国。其实，直至秦统一稍前，在被当时称“天下”的地域范围内，也还有十数个其他小诸侯国。

　　在战国时代开始的时候，偏远在“西部”的秦国，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差的。差到差点儿被“七雄”的其他六国瓜分。除了恐武好战的“国家格”和还算“高水平”的“单兵作战能力”，其他所有方面，都跟其他“大国”没法比;综合军事实力，也并谈不上。

　　历经商鞅变法、远交近攻两度脱胎换骨的战略式突进后，秦国这个“差生”，在七八十年间(商鞅变法二十余年、惠文王二十余年、宣太后主导政局近四十年)，跃升成为“优等生”，但还没到“名列前茅”、第一的水平。

　　(秦昭襄王)

　　在这七八十年的中段或稍早的“惠文君”时代(国君嬴驷，在位纪年二十八年，第十四年称王，史载称之前为“惠文君”，之后为“惠文王”，宣太后芈氏为其宠姬)，就基本确立了吞并其他诸侯国的“终极国策”。在纵横家张仪“相秦”后，这一策略，几乎完全笃定。

　　但在当时，秦国的实力，距离这个“大目标”，还差着十万八千里;遂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对内着力发展军力。

　　至昭襄王(嬴稷，嬴驷与宣太后芈氏之长子，在位纪年五十六年)中后期，即宣太后放权、去世之后，秦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都获得长足发展，吞并天下的“大目标”，拉近了很多，但仍可谓“强敌环伺”。

　　那时候，由于秦的“进步”与“狼视山东”、韩魏被秦严重削弱、燕赵密切、齐楚愈强、门阀做大、合纵之势“抬头”等诸多复杂且相互作用的因素，秦国政治上相当孤立，外交战略作用越来越弱;在以魏国人范雎为代表的“新客卿”影响下，失去了母亲宣太后的有力辅佐、同时也从其巨大“政治阴影”下解脱出来的秦昭襄王，确立了“远交近攻”向“近交远攻”扭转的对外策略大调整。

　　当时，“七雄”中的“老大”是楚国——疆域最大、资源最丰富、人口最多、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理想集结”前提下，“理论”军事实力也最强。

　　楚国以下，论“国力”，齐国是当之无愧的“二哥”;秦国充其量也就是“并列第二”。论军力，齐国跟秦国也不相上下。

　　楚国太大，政治结构松散，军事力量很大部分是“复封”贵族的“私兵”，只有在极其严重的战争威胁下，整个国家才可能真正“抱团”。而且，也只是——可能。

　　(廉颇)

　　所以，军事上，不到“最后的存亡关口”，楚国的“老大”地位，可以认为是虚的。

　　论打仗，尤其“硬碰硬”打仗，战力最强的，是胡服骑射、长期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赵国。以武立国的秦，在之前与赵的多次不同规模交战中，负多胜少。

　　但赵国综合国力较弱，不如楚、齐、秦。

　　地缘上，秦楚接壤，秦齐相隔最远，秦赵虽不接壤，但各自势力的“延伸”，已呈“对头”之势。

　　从秦国角度看，跟楚国交战，规模小了，不解决问题，规模大了，如果不能“短平快”，就算没别家趁火打劫，单纯地耗，也是耗不起的。

　　以武立国、以武定国、意图以武力得天下的“强秦”，在“近交远攻”总体战略下，要想赢得未来的主动，军事行动就更该采取“战略决战”的态势和尺度，效果而论，当选择强的对手……这样，就有了两个“战略决战”的对手选项——齐国、赵国。

　　二者择一，一旦战胜，“大势”必然巨变。

　　于是，就有了长平之战。

　　此战过后，最能打的赵国“折翼”，遥远的燕国、齐国，受到震慑，相当长时期没有“后顾之忧”的强秦，更可以放心大胆宰割近邻的韩、魏，也更有底气向老大楚国呲牙、示威。如此，“近交远攻”收获丰厚，合纵抗秦更添艰险，后世贤达笔下的“赂秦”，也就形成了相对的“稳态”……不敢说，没有长平之战的胜利，就没有后来的“大一统”;但基本可以肯定，那个“最后胜利”，会来得晚很多，也艰难很多。

　　(赵括)

　　(四)几乎不存在“偶然”的战役及结果

　　如前述，秦国在当时，可以选择与之进行“战略决战”的，有个“或然”的对手——齐国、赵国。

　　但这是“理论上”。

　　实操中，只要稍稍清楚形势，就不难做出这道选择题。

　　答案肯定是——赵国。

　　赵国比齐国能打，战胜赵国，会震慑齐国;反之，则未必!

　　赵国相对距离还是近些，而且具有选择更近的“非地”交战的可能，“技术”层面，容易铺排。

　　赵国综合国力不如齐国，也不如秦国，真要“焦灼”起来，秦国耗得起!

　　打齐国，理论上，很大可能，赵国会援助，那就等于一打二，胜算就没法说了;而打赵国，只要地理上“选址”得当，齐国援助的可能，会大大降低。

　　所有这些，都“历史必然”地“注定”，这场“战略决战”的对手，更应该、必然是、只能是——赵国。

　　后世史学、军事、政治的方家大师和关注者、爱好者们，很大一部分曾经认为，长平之战，从爆发，到过程，到结果，都存在“偶然”因素。但只要结合当时“大势”和战争的局部“小气候”，多想想、细想想，就会发现，所有那些偶然，都差不多是必然。对此，笔者在有关“大秦”的著述过程中，曾很用心研究过。

　　选择“战略决战”并选择赵国为对手，前面都已述及。

　　具体到这场战争本身，各个因素、各个阶段，也都饱含“必然”。

　　首先，这是一场“引诱”赵国发起对秦“决战”动议的战争。

　　赵国大门阀、王室至亲、史称“四君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是比较坚定的“合纵攻秦”派，略懂军事，朝野势力“盖主”，主张赵国“自强”，并倾向于采取军事扩张的“快途经”。结合他当时对赵国最高层的深重影响，战力堪称第一的赵国，面对强秦的挑衅，基本上就是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

　　战争导火索——上党郡的归属问题，也是必然的选择。

　　上党郡，是韩国的“非地”，离韩国腹地很远，倒是离赵国较近。韩国是被秦“欺负”得最厉害的一家，也是“赂秦”最殷勤的。秦要对他的“非地”打主意，他既没胆量也没实力去抗争。当强秦觊觎这块地方的时候，韩国的基本态度，绝对是容忍。如此情势，有没有那位主张抗秦的地方官，有没有当地人“不附秦”的民意，都不影响赵国向强秦“亮剑”。因为，赵国早就看上了这块地方，甚至早就把这块地方当成了自己的。一旦“失于秦”，不仅仅是资源和国家脸面的问题，更是被人家打到了家门口的实实在在的安全危机!

　　所以，面对秦国近乎“虚晃一枪”的“据地”企图，赵国抢先“收纳”上党郡，可谓是“条件反射”级的动作!面对秦国的大兵压境，兵强马壮、有战绩有良将(廉颇，当世唯一敢说有把握战胜白起的将领)的赵国，很容易就“因势利导”地形成索摆开大打的决议。

　　随便找张中国地图，看看赵国(今河北省中南部、河南省东北部、山西省东部)、齐国(今山东省大部)、秦国(今陕西省大部、河南省西北部、山西省西部)的位置，轻易就能发现，在位于山西省中部偏北的“上党”(今地名同)地方交战，交战双方的秦、赵两国，“补给线”虽也有长短之别，但差异并不是特别悬殊，而唯一有实力援助赵国的齐国，若真的援助，战线就太长了。

　　所以——就是这里!就在这里!这个战场，是“选定”的，不是“偶发”的!

　　具体作战过程中，见诸史册和后世权威文献的构陷廉颇、挑拨赵王与平原君关系、贿赂赵国权臣等等“暗战”，都不是偶然，结果是临阵换帅加赵国高层对战争的态度、策略、结果预测等等，出现分歧。临阵换帅，本就是兵家大忌，毋庸多述，赵国等于没正式开打，就已经输了一半。高层分歧，理论上，其实等于输掉了另一半。

　　另外，从根本上削弱甚至是覆灭赵国军事力量，也在秦国的考量当中——

　　先用中青年将领，使赵国轻敌、倾大兵以对，实现吸引出强敌主力的战略意图;

　　秦昭襄王本人亲临战场，鼓动慰问，砸实了志在必得的决心;

　　有“人屠”之称的悍将白起秘密到场，等于指明了“大规模杀伤”的意图。

　　都是处心积虑!

　　都是谋算在先!

　　都是“必然”!

　　非要说“偶然”，大抵只有两点：一是赵国换帅换上来的是缺乏经验、急于建功的赵括;二是赵国方面战亡人数和被俘人数相差太悬殊，俘虏太多。

　　面对四十万只是缴械而基本毫发无伤甚至还保持着建制的青壮俘虏，白起说了11个字：赵卒多诈，非尽杀之，恐为乱。

　　听起来相当残暴，突破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