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盛世”是什么？为什么"康乾盛世”被叫"番薯盛世”？

时间：2020-03-01 20:09:11来源：本站整理阅读：227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康乾盛世”被叫“番薯盛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康乾盛世的一百多年间，达到了清朝统治的巅峰期。康熙南征北战，打下清朝疆土;雍正敛财，通过一手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公等“神级操作”完成了清朝“脱贫”，充实了国库;乾隆时期，开心最重要，在祖上留下来的基业上撒欢儿地欢乐生活。康乾盛世期间的百姓幸福吗?未必幸福。因为“康乾盛世”还有一个称呼广为流行——“番薯盛世”。

　　康乾盛世忽略了最重要的“雍”

　　康乾盛世最大的亮点在于人口，历史上人口继明朝以后再次破亿，继而又破三亿，用我们中国的老话儿讲，这叫“人丁兴旺”。

　　随着康熙皇帝在康熙五十二年的一声高呼，“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一项对于老百姓有巨大吸引力的改革措施诞生了，这项措施规定了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以后再有成丁年龄的人，也不用承担丁役了，康熙用这样的方式，使各地征收的丁税额给固定了下来。

　　康熙为什么做?这项措施的执行并不是单纯的体恤百姓。因为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地税、丁银分征制度，但是清朝却没做好人丁数目的监控，最终导致了人口激增，但是清朝政府却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区自己的地方财政，对朝廷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虚报、瞒报。如此一来，添丁的家庭赋税压力过大，逐渐产生了大批的流民，对当时的清朝社会稳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朝政府一时间也无法掌握各地人丁的确切数量，思来想去，索来一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把丁税额度给固定下来，让各个地方隐瞒人丁数也无法继续损公肥私、压榨百姓了。所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对百姓虽然有利，却是一个被逼出台的无奈之举。康熙也极为高明，趁此机会来了一次自夸，自称“盛世”，这也是大清朝喜欢自称“盛世”的一个重要开端。

　　既然隐瞒丁数无法为自己谋私利了，清朝各个地方开始向朝廷上报真实人丁数，清朝在这种情况下就开始了“人口增长”。

　　雍正登基之后，康熙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效果逐渐减弱，雍正皇帝想出来了一个后续的税制改革，改成了“摊丁入亩”。康熙把最早的“人头税”给固定下来，避免地方乱收朝廷无法掌控。到了雍正时期，直接执行“摊丁入亩”，把“固定人头税”直接给废除了，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均摊收税，丁多地多税就多，丁少地少税也少，以往出现的“丁多地少税高”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也正从“摊丁入亩”开始执行，清朝的人口数量才开始真正的爆发式增长。

　　“康乾盛世”的称呼，忽略了最重要的“雍”，恐有欺世盗名之嫌，还是“康雍乾盛世”的说法更贴切一些。

　　番薯盛世

　　对于“康雍乾盛世”的争议一直不断，“番薯盛世”的说法呼声最高，很多人认为，清朝的人口爆发不是因为什么清政府高明，而是赶上了好时候，引进的番薯在清朝大爆发，使清朝百姓有足够的食物，这才繁衍生息兴旺。

　　番薯引进时间，最主流的说法是在万历二十一年。当时有一位名为陈振龙的人，在吕宋做生意，这个吕宋指的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发现了一种神奇的作物，当地人叫它甘薯。这种甘薯好吃，好栽种，其他作物无法生长的贫瘠土地，这种甘薯都可以生长，产量还很高。陈振龙看见这种甘薯之后，一心思念家乡百姓，于是他想将这种甘薯引进自己的家乡福建，让家乡人都能吃上饱饭。

　　陈振龙有这个想法之后，也发现了难题，原来菲律宾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这种甘薯的神奇之处早就被西班牙人看在眼里，是一种命令禁止外带的作物。好在陈振龙激灵，想出了用甘薯藤编绳的方法，将甘薯藤顺利引进到了家乡福建。

　　“禁不令出境”

　　直到清朝时期，在陈振龙后人的不懈努力之下，甘薯的播种传遍了大江南北，因为是外域传来，所以在中国甘薯被称为番薯。最终在清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传入了四川，至此，清朝的番薯种植几乎遍布了西南。

　　番薯产量高，易于生长，喜热畏寒，种植环境相较于稻米、麦子、玉米而言，生存空间更广泛，而且生吃、熟食皆可，为百姓的温饱着实解决了大问题。

　　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广种耐瘠

　　其实，除了番薯之外，还有玉米和马铃薯，都是来自南美洲的粮食作物。虽然清朝的人口增长离不开番薯，但是这种直接无视荒地开垦、耕地面积扩大，水稻和小麦等作物产量增加等积极信息，称“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就太过于偏激了。

　　何为“盛世”

　　如果“盛世”的衡量标准是历史人口数量，那么清朝无疑是一个“盛世”，而且不应该叫“康雍乾盛世”，而应该叫“咸丰盛世”，毕竟在1851年，清朝的人口达到了4.36亿的巅峰。

　　正如上文所说，清朝的“盛世”最初是由康熙自己提出来，而后由乾隆给发扬光大了，也就是说，清朝的“盛世”是清朝统治者自己给自己下得定义，或许这也是“康乾盛世”一直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吧。

　　盛世乃是繁荣兴盛的社会现象，它至少要包含经济繁荣、贸易繁荣、文化繁荣，以及影响力大、军事强大，或许人口数量的增长并不在见证盛世之列，如此一来，则大清朝的骄傲顿失，所以我们权且将人口数量也算是“盛世”包含的一个条件罢。

　　从人口数量来看，清朝统计的数量一直到1741年，也就是清乾隆六年之前，统治的数量都是人丁数，人丁指的不是人口，而是16-60岁的子数量。到了1741年之后，才算是真正的人口数量，这样计算方式的转变，人口数量暴增也就并不稀奇了。

　　从经济来看，清朝在1800年左右，人口达到了一个3.8亿的高峰，GDP高达2286亿，更直观的说，当时清朝的GDP已经占到全世界的三分之一了，这样的数据确实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高光时刻，但是当你单独看人均GDP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朝人均GDP依然是600，这样的数字和一百年前几乎没什么变化，而此时世界人均GDP已经增长到了660以上。大清朝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却并非是一个经济强国。

　　从文化来看，清朝应该是一位文化繁荣的王朝，因为仅仅乾隆皇帝一人就曾作诗40000余首。乾隆虽然喜欢作诗，但是却不喜欢别人作诗。在清朝大兴文字狱，将文人打压到历史最低点，清朝的文人是，不敢著书立传，毕竟活着才更重要。

　　从对外来看，清朝对自己的王朝有着迷之自信，对于来自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爱答不理。乾隆看到英国人的礼物丝毫不感兴趣，并且顽固的认为“你们有的我们有，我们有的有”，进而采取继续封闭。福康安身居高位，却一点远见也没有，比乾隆还要骄傲。当马嘎尔尼使团邀请他参观他们的军队时，福康安竟然拒绝了，错过了他这辈子都没见到的“连发手枪”，守着“火绳”沾沾自喜。

　　在大清朝的眼中，自己身为天朝圣国，与外界通商只不过是一种怀柔手段，并无实际作用，因为天朝应有尽有，与外界通商，只会让其他人收益而已。

　　“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