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没有强大的王朝出现？门阀士族抑制了权利的集中！

时间：2020-03-04 19:09:39来源：互联网阅读：252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没有强大的王朝出现?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公元184年(甲子年)，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央之国的动乱，猝不及防的将汉帝国拖入了弥留状态。说猝不及防其实并不准确，即便没有东汉哲学家王充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冷”的感悟，人类也应该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问题没那么简单。虽然更注重揣度人心的文人们总喜欢将一个王朝的覆灭，归因于某个帝王将相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

　　充当最大背锅侠的往往是王朝最后一个皇帝，运气“好”的话还会有一位祸国红颜帮他一起分担。好在透过《三国演义》的普及，中国人大都对汉献帝的悲剧人生抱以同情，这口锅一般会落在汉灵帝身上。不过要是再深究的话，混乱的种子其实早在王朝伊始时就已经埋下。

　　尽管东汉王朝认为自己的权力源自于当年的高祖刘邦，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东、西两汉应该算两个王朝。毕竟那位在当下被全新定义为改革家的王莽，对西汉王朝统治体系的破坏是毁灭的，刘秀实际是在一片废墟之上重建新的王朝。换句话说，如果认定王朝伊始就埋下的混乱的种子，那么为此承担责任的并不是刘邦而是刘秀。

　　人口和土地是支撑国家存在的两大要素。对于一个农耕文明背景的帝国来说，能否有效运转取决于它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力，取决于能不能建立一套良体系将更多的资源集中起来。在中国古代的语境下，这种资源征收体系被称之为“税赋”。所谓“税”本意指的是以农田为计算基础所征收的农产品，这点从税字的“禾”字旁便可看出;“赋”的本意则是以人口计算基础征收的货币。最初是用来直接支付军费，这点体现在赋字由“贝”、“武”二字所组成。

　　除了税赋以外，对人力的直接征用也是农业帝国运行的基础手段。这种手段被称之为“役”。税、赋、役这三种形式，能够从土地和人口两大基础要素入手，最大限度的将一个国家的可利用资源集中起来。

　　最早系统推行这套资源集中系统的是被“商鞅变法”改革过的秦国，秦国亦因此将中央之国带入了帝国时代。如果以上述三种形式的征收对象来分类，并以“税”字来作通用名的话，不管历代王朝在名称上如何变化，其实都可以将之归类为“财产税”和“人头税”两种。其中赋、役都可以归类为“人头税”，由于人头税的征服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子，又被称之为“丁税”。

　　在人类改造自然手段不足的自然经济时代，人口是最大的资源。人头税是集权力产生的重要手段。从这个角度看，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商鞅变法能够帮助秦国在六国中脱颖而出，而这套换汤不换药的帝国运行体系又为何能在中央之国运行了两千多年。时至今日，除了部分国家还有国民参军的义务以外，人头税几乎已经从人类的生活中消失。这也是为什么在中文中，“税”成为了政府征收资源的通用名，而“兵役”二字还留存于世的原因。

　　能够从工商业活动中获取足够的税收，以及工业力量让人力不再成为最重要资源，是人头税几近消亡的两大原因。然而对于将“重农抑商”视为一种信仰的中央帝国来说，在能够真切感受到世界已经被工商力改变之前，并没有改变商鞅模式的动力。毕竟在自然经济的背景下，这套模式的集权效率实在是太过强大，理解起来的难度也更低。

　　无论一套运行机制看起来有多少合理，最高统治者都无法独自去践行这一切。这意味着不管什么模式的国家，金字塔式组织结构的出现都是必然。乐观的看，人类之所以脱离氏族社会进入文明社会，正是引入了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让分散的力量得以集约化;悲观的看，无论你把这个国家的管理阶层叫作统治阶级、官僚还是资本，都无可避免的会形成利益集团。税赋的压力总是会自然的下沉到底层的被管理者。具体到中央帝国的情况，你发现为国家供血的主力，是那些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自耕农。

　　鉴于利益集团总能有更多的办法，让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让自耕农掌握更多的土地，是帝国降低宏观风险的根本办法。也可以说，自耕农手中掌握的农田比例多少，决定着王朝的健康指数(放在当今社会就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一般而言，受益于旧体系崩溃所带来的洗牌效应以及人口的减少，王朝在初始阶段都相对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利益集团的形成，土地仍然会无可避免的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土地兼并还会导致人口的“消失”。所谓“消失”并不是真的消失，由于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并不能因此而减轻人头税的义务，藏匿和依附于大地主成为了普遍选择，而后者并没有主动汇报这部分人口的动机。换而言之当一个王朝运行日久后，能够为中央政府供血的土地和人口会越来越少。以两汉的情况而言，这些资源更多都集中到了地方“豪强”手中。

　　没有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愿意看到自己被架空。“迁民实陵”是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在王朝的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之前，每一位皇帝在兴建自己的陵墓时都会相应建制一个县(史称“陵县”)，并在死后将大量地方豪强迁入关中的“陵县”中。应该说，这种政策在技术上的确有一定效果。以西汉末年的情况而言，在关中的人口中陵县能够占到将近一半。

　　然而定期集中迁徙豪强，势必会在地方上受到激烈反抗，尤其对于乡土情节浓厚的中国人来说。公元前40年，这项推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宣告终结。又过了32年，当土地兼并问题已到了必须用再次洗牌方式解决的情况下，改革者王莽和他的“新朝”出现在这历史舞台上，而这场历时14年的失败试验(新朝9年1月15日—23年10月6日)，亦成为了东、西两汉的分水岭。

　　尽管王莽过于理想化的托古改制几乎得罪了社会各阶层，但最终结束这场改革的主导力量还是那些拥有资源的地方豪强。作为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本身便是豪强的代表。诚然对于一个开国帝王来说，原始属并不一定会影响重新洗牌的决心。

　　大多数时候为了帝国的长治久安，无论是前朝留下的旧势力还是政权建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势力，只要有架空中央政权的可能都会被毫不留情的清洗。只是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完人”帝王，刘秀并没有像西汉那样清洗新旧势力以及压制地方，丈量土地和要求豪强们交出隐匿人口成为增加中央政府控制力的权宜手段。那些在改朝换代中坐大的地方豪强得以继续在新时代延续他们的存在。

　　你很难说刘秀的做法是对还是错，毕竟他能够如此容易的建立政权，与地方豪强们的支持和西汉王朝的政治遗产有着重要关联。如果王莽不是急于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王朝，而是以汉为名推行这场改革，那么在动乱之后已经病入膏肓的汉王朝将大概率成为过去式。假设刘秀一定也要坚持不破不立的开国方式，已经被新莽转移走的矛盾焦点，将重新对准他和他试图继承的政治遗产上。

　　一旦刘秀做出了其它选择，历史将如何演变，是穿越小说家们感兴趣的话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可以确定的有两点：一是已经运行210年的西汉王朝，内部矛盾的确已经累积到了不破不立的地步;二是东汉王朝对地方豪强的妥协，让它只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就重新到了动乱的边缘。而一旦潘多拉的魔盒打开，豪强阶层整体更关心的将是对他们自己利益的保护。

　　之所以用“豪强”问题开篇，是因为这个阶层的强大影响力不仅贯穿于三国时代，更在这个时代与官僚体系完美融合成 “门阀”阶层。当豪强向门阀转换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无可避免的会趋向于固化整个管理体系，形成事实上的贵族政治。其跨越王朝的影响力，甚至穿透两晋南北朝延续至唐朝初年。以至于在这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中，等待下一个大一统帝国出现的时间是如此的漫长。

　　所谓“贵族政治”，指的由世袭贵族的代表人物掌握政权。在以君主专制为代表的“中央集权”体制出现之前，贵族政治几乎是人类迈入文明阶段后所唯一采取的模式。至于具体的世袭贵族体系是如何完成内部循环、如何补充新鲜血液、通过什么方式选择君主甚至改朝换代都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是一个比君主和王朝还要持久的统治阶层，以及这个阶层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治理国家所需的官员同样因为贵族阶层的存在而出现世袭，这种主要从世家大族中选取官员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之为“世官制”。在中国历史中，被官方定为“奴隶社会”实则为“封建社会”的先秦时代，在官制上所实施的便是世官制。至于那些“封建时代”延续时间更长的国家，世官制残余时间还要长得多。比如在英国议会充当上院的“贵族院”便是这一官制在当下的典型代表。

　　世官制的存在无疑会进一步削弱国家的集权力。当中央之国开始步入帝国时代，并有意识的抑制架空现象时，需要有一种新的官制推出。这一官制便是汉武帝时期开始推行的“察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这样察举出来的人才被称之为“孝廉”，意为“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然后再经过考核任命官员。比如曹操便是公元174年，通过察举制步入仕途。

　　然而“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要求缺乏一个量化的标准，察举制本身也不够制度化，使之还是无可避免的出现累世高官的近亲繁殖现象。而这些累世为官者反过来又会成为地方豪强，比如“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随着豪强与官僚体系在三国时代有机结合成带贵族属的“门阀”，一种起至曹魏、通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官制——九品中正制，在长达四百年的时间里成为了选择人才的主流方式。虽然这一制度实施的初衷，是为了细化察选制察选规则，但在门阀的影响下还是无可奈何式的成为了世官制的变种。

　　门阀阶层的形成对中国政治最大的影响，是从魏晋一直到隋朝都无法出现强大王朝。受此所累，“魏晋南北朝”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知名的乱世。一直到科举制度得以在隋唐第二帝国使用和推广，让权力中枢能够系统从社会底层遴选人才，中央帝国才算真正找到应对这种架空模式的突破口。

　　尽管这个突破口本身并无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却可以避免土地为一个固定的利益集团所垄断。由此带来的一个政治现象是：当一个王朝的内部矛盾累积至必须释放时，往往意味着自上而下的彻底洗牌。

　　当我们能够从大历史演化的层面审视三国时代的存在时，对这个时代的解读也就赋予了新的意义。与其说触发这个时代的是一群头裹黄巾的农民，倒不如说是地方豪强们蓄积以久的力量借机得到爆发，并借助三国时代进化成能够直接左右权力归属的“门阀”。至于魏、蜀、吴三国，乃至最后看似摘了果子的晋王朝，倒像是被豪强们选择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的三国时代无异于一场“豪强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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