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蝗灾史！蝗灾为何频繁发生？

时间：2020-03-05 15:13:53来源：本站整理阅读：392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蝗灾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连续多年蝗灾之后，西晋永嘉四年(310)五月，北方地区的“幽(州)、并(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等广大地区再次“大蝗”，蝗虫不仅将沿途所过草木啃噬一空，而且就连牛和马的毛发都全部吃光。

　　当时，在经历连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291-306年)后，整个西晋内部动荡，经济残破、士卒疲敝，而在北方，自从东汉末年以来“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的南匈奴人，也在间隔爆发，持续上百年之久的大规模旱灾、蝗灾之下，被迫不断南迁。

　　早在东汉初期，匈奴由于内部混乱分裂为南北两部，其中南匈奴归依东汉，南迁进入今天的山西北部等地，开始与汉人杂居，而匈奴南迁的历史背景，则是东汉正处于历史气候上的温暖期，而暖热气候所催生的旱灾和蝗灾，使得整个东汉(25-220年)195年间共爆发了38次蝗灾，平均每5年就爆发一次。

　　旱灾、蝗灾相继而来，对于游牧部落无疑是具有摧毁的，在这种旱蝗相继的历史背景下，早在汉灵帝熹平六年(177年)，由于“夏四月，大旱，七州蝗”，游牧部落鲜卑人就不断南下“寇三边”。

　　当时，旱灾与蝗灾推动着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而司马家族掌政的西晋，却仍然不断奴役境内的南匈奴等游牧部族，在这种情况下，永兴元年(304年)，南匈奴贵族刘渊以“晋人无道、奴隶役我”的名义正式起兵，建立刘汉政权，揭开了永嘉之乱的序幕。

　　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南匈奴两次进攻洛阳，均被西晋击退，但在连年的旱灾之后，永嘉四年(310年)，广大北方再次爆发旱灾和蝗灾，在“牛马毛”都被蝗虫啃光，大规模饥荒、瘟疫蔓延的背景下，整个西晋社会进入到了崩溃的前夜;随后永嘉五年(311)，南匈奴军队于宁平城之战(今河南郸城)中全歼了晋朝最后的十万主力军，由于缺乏粮食，南匈奴军队甚至将部分晋人屠杀后直接吃掉“并食之”。

　　在这种残酷的蝗灾、人吃人和游牧民族攻杀下，西晋进入了总崩溃的前夜，宁平城之战后，南匈奴又趁势第三次进攻洛阳，最终破城俘虏晋怀帝，“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

　　面对西晋首都洛阳沦陷的局面，当时，整个西晋残留北方的军队“加亢旱灾蝗，士卒衰弱”，已经无力抵抗南匈奴的攻击，到了建兴四年(316年)，整个北方再次爆发了大蝗灾，“夏四月，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六月，河朔大蝗……并(州)冀(州)尤甚”、“河东平阳大蝗，民饿殍者十(之)五六”。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连续侵袭的背景下，建兴四年(316年)，南匈奴的刘曜最终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西晋至此灭亡，掀开了此后持续近400年的地狱乱世。

　　而在大历史隐藏的背景下，蝗虫与蝗灾，无疑是导致魏晋南北朝以及此后历朝历代大动荡的一个隐因素，没有人注意到，那一只只小小的蝗虫，即将给中国历史带来的震撼冲击。

　　蝗虫，在全球共有10个亚种，其中在中国主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三个亚种，而中国北方主要出现的，则是东亚飞蝗。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对于蝗灾的占卜，中国古文对于蝗虫也称为螽[zhōng]，又叫蝗螽，以其善飞，也称飞蝗，俗称麻札、马札、蚂蚱。

　　根据《左传》记载，春秋时代共294年间，仅鲁国就发生了16次蝗灾，例如公元前594年秋天，鲁国“螽。冬，蝝生。饥。”由于蝗灾导致的饥荒，在春秋时代就开始层出不穷，而即使在短暂的秦朝(公元前201-公元前207年)，蝗灾也经常侵袭中华帝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

　　在中国历史上，水灾、旱灾、蝗灾并称为三大自然灾害，而在水旱之后，蝗灾经常相继而来。灾害学上，也把这种像“水旱蝗灾”一样时间上前后相继、因果关联而相继发生的灾害现象称作自然灾害链，简称灾害链。

　　根据著名昆虫学家邹树文统计，自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 1908 年的 2630 年间，中国有史记载的蝗灾共达455 次，其中每5.7年就爆发一次。

　　对于这种蝗灾造成的巨大灾害，明代的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就说，蝗灾的危害甚至比水灾旱灾还要残酷：

　　“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由于蝗虫喜欢生活在暖干气候，这就使得处于东亚季风影响下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为了中国历代蝗灾的高发区。

　　以黄河流域为例，由于黄河中下游经常爆发洪灾，而黄河中下游所处的黄淮海平原地区又属于冲击平原，土壤主要为冲积壤土和细砂土，水灾后水不易积存，加上水灾后经常暴发旱灾，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就这有利于蝗虫的生长;而蝗虫有迁飞的特，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挡，使得蝗灾发生后蝗虫更容易迁飞，受灾区域更容易扩大。

　　另外，作为中国最早开展农业的区域，黄河中下游地区自古农业发达，种植的作物以小麦为主，河滩又适合芦苇等植物生长，这些都是蝗虫喜爱的植物，种种条件组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北方的黄淮海平原等地最终成为了蝗灾的高发区，而其中又以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蝗灾最为高发。

　　在结束魏晋南北朝的大乱世后，中国的历史气候告别冰期，再次进入到了隋唐时期的暖热气候，在这种情况下，蝗灾再次进入了高发阶段，其中整个唐朝共289年间(618-907年)，就爆发了42次蝗灾，平均每8.9年就爆发一次。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唐朝陕西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旱灾和蝗灾，为此李世民特地在长安皇宫中举行法事“禳蝗”，在祝文中李世民向上天祈祷说：

　　“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但当食我，无害百姓。”

　　说完，李世民直接就抓了一只蝗虫吃掉，尽管史书对此称李世民吃下蝗虫后，“是岁蝗不为灾”，但事实上，从贞观二年到贞观四年(628-630年)整整三年间，整个唐帝国都处于严重的蝗灾袭扰下，此后，小蝗灾每隔几年，大蝗灾每隔几十年就爆发一次，贯穿了整个唐朝的历史进程。

　　蝗灾为何频繁发生?对此，在缺乏科学的解释下，古人开始尝试将其解释为天谴。

　　汉武帝时期，关于“蝗大起”、“蝗从东方飞至敦煌”的记载不绝于书，也就是在这时候，提倡“天人感应”的儒生董仲舒就将其视为上苍的谴告：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董仲舒之后，关于蝗灾乃是“天谴”的说法开始在中华帝国的知识界和民间广为流传，各个社会阶层甚至将蝗虫敬拜为神虫或虫王，认为蝗虫不是人力可以战胜的，统治者应该“修德禳灾”，到了唐玄宗开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唐帝国再次爆发了大规模蝗灾，对于当时有人主张应该灭蝗，当时甚至连宰相卢怀慎都认为，蝗是天灾，大规模瘗埋会“杀虫太多，有伤和气”。

　　甚至连大诗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写诗说：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

　　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当时，民间普遍建立有八蜡庙和虫王庙祭祀蝗神，在山东大蝗的情况下，民众甚至“或于田旁焚香膜拜设祭而不敢杀。”面对这种从上到下的迂腐习气，另外一位宰相姚崇发怒了，他说：

　　“庸儒执文，不识通变!”

　　姚崇说，如果蝗灾不除，势必导致“苗稼总尽，人至相食”，为此，姚崇坚决向唐玄宗请求灭蝗，他说，如果因为“救人杀虫，因缘致祸”，那么我姚崇就请求独自承受上苍的惩罚，“义不仰关”。在姚崇的力请下，唐玄宗最终下令灭蝗，“由是连岁蝗灾，不至大饥”，“蝗因此亦渐止息”，从而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但总结唐朝的蝗灾治理可以发现，在国家清平乃至盛世之际，姚崇主张灭蝗都遭遇到了传统势力和各个阶层的强力阻挠，而在古代科技落后的情况下，以唐玄宗时期的国力基础，当时的灭蝗也只是能做到“不至大饥”的程度，一旦国家动荡，或是陷入像西晋末期的乱世之中，则蝗灾也将加剧一个王朝的灭亡。

　　而唐朝，同样也在蝗灾中，走向了末日。

　　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唐朝的蝗灾开始明显加剧，其中公元783-785年连续三年大蝗，836-841年连续六年大蝗，862-869年连续八年大蝗，875-878年连续四年大蝗，就在这种藩镇割据、政治治理失控、蝗灾四起的背景下，唐朝咸通九年(868年)，由于唐朝政府财政拮据、克扣兵士，长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为超过役期却不能返乡，随后发动兵变，并拥护庞勋为首北归，这支叛变的军队在抵达淮北地区时，刚好碰上江淮流域连续多年蝗灾，加上当时再次水灾，“人人思乱，及庞勋反，附者六七万”。

　　由于水旱蝗灾并起，无数失去生存依托的灾民纷纷投靠庞勋的部队，使得庞勋的军队迅速扩张到了二十万人，尽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镇的强力镇压最终失败，但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也在蝗灾的助力下迅速扩散。

　　庞勋失败后，唐朝境内的蝗灾继续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内的蝗灾更是“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面对这种遍布整个帝国北部的大蝗灾，唐朝的官僚群体却忽悠唐僖宗说，蝗虫全部自己绝食，“皆抱荆棘而死”了，为此，当时几位宰相还向唐僖宗祝贺说这是上苍有灵。

　　面对当时大规模旱灾和蝗灾蔓延的局势，当时有百姓向唐朝的陕州观察使崔荛哭诉旱灾、蝗灾之巨，没想到崔荛却指着官署里的树叶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然后将请求赈灾的百姓暴打一顿了事。

　　在这种大规模旱灾、蝗灾相继侵袭，唐朝整个官僚集团却从上到下不闻不问的情况下，“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于是，整个唐帝国内部，人民开始“相聚为盗，所在蜂起”。

　　就在蝗灾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灾最为严重的濮州(今山东鄄城)领导发起了一场为时三年之久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王仙芝在878年被杀后，他的余部又继续投靠黄巢，而黄巢大规模起事的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时期蝗灾最为严重的一年，对此，唐京西都统郑畋在其讨伐黄巢的檄文中就写道：“近岁螟蝗作害，旱暵延灾，因令无赖之徒，遽起乱常。虽加讨逐，犹肆猖狂。”明确指出蝗灾正是直接激发王仙芝、黄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黄巢起兵后，由于他的军队多为灾荒流民，因此他的军队采取流动作战的方式，先后流窜进攻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广大地区，几乎纵贯了整个中国南北，此后一直到884年，黄巢之乱才被镇压下去，但唐王朝为此已彻底伤了根基。

　　黄巢之乱被平定后，蝗灾继续在唐朝内部肆虐，到了光启二年(886年)，位处今天湖北、河南一带的地区更是发生大蝗灾，以致“米斗钱三千”，同年，荆、襄地区“人相食”，在这种残酷的自然灾害和民变的接连打击下，公元907年，原本为黄巢部将、投降唐朝的朱温最终兵变逼唐哀帝李柷禅位，唐朝最终在蝗灾等多重因素的交错打击下走向灭亡。

　　唐朝灭亡以后，蝗灾也以一种更加密集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频繁暴发。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整个秦汉时期，蝗灾平均8.8年暴发一次，唐代为8.5年，两宋为3.5年，元代为 1.6 年，明、清两代均为 2.8 年。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宋真宗有一天正在开封皇宫中吃饭，突然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蝗虫甚至飞过整座皇宫，以致天色为之变暗。

　　对于这种从唐代以后蝗灾为何越来越密集的原因，生物学家指出，从整体来说，中国古代的蝗灾基本都是北重南轻，但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南方的开发加快，南方地区的蝗灾也逐渐增多，从而在总数上增加了蝗灾的暴发密度。

　　例如江南地区在唐代以后开始出了稻麦复种技术，靖康之变(1127年)以后，随着宋室和大量北方民众的南迁，南宋政府为了解决大量北人南迁者的饮食需要，开始在广大南方地区鼓励推广种植小麦。以蝗虫的习来说，蝗虫怕水，所以在水稻田中难以生长，但是在旱地的麦田里，一旦遇到旱灾则容易暴发。

　　而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豆类、油菜、荞麦、粟等农作物在南方的广泛推广，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以后，从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等作物，加大了江南山区旱地的的开发，这就为蝗虫的产卵和孵化、暴发提供了广泛的农业基础。

　　在这种蝗灾肆虐的背景下，南宋民众甚至将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将刘琦推崇为驱蝗神，当时，刘琦曾经在江淮地区一带治理蝗灾有功，后来在宋理宗时，南宋官方将刘琦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此后，江淮民众开始广泛设立刘猛将军庙，而刘猛将军庙的分布，也反映了蝗灾在南宋时期，开始在南方的频繁出现。

　　尽管在两宋时期蝗灾更加密集暴发，但两宋的灭蝗行动和财政支持，也使得蝗灾在宋代能得到大体的控制，其中宋孝宗更是在淳熙九年(1183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捕蝗法，并出资鼓励民众灭蝗，对于捕蝗和灭蝗不力的官员还要追责。

　　如同前面所述，西晋和唐朝的灭亡，也与当时的朝政紊乱、对于水旱蝗灾等自然灾害的无力处理或处理不力有重大关系，而这种自然灾害链造成的因果循环，也使得西晋和唐朝受到了后面引起的外族入侵和农民起义等更加严重的暴击，从而加速了朝代的灭亡，在这方面，元朝再次重蹈了历史的覆辙。

　　据史书记载，元朝从中统三年(1262年，当时南宋还未灭亡)，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共103年间，共有66年发生蝗灾，其中每1.56年就暴发一次蝗灾，频率之密，也使得百姓长期处于艰难困苦之中。

　　就在元朝灭亡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年)，当时元朝内部从南到北更是有数十个州县同时发生蝗灾，史书记载，当时到处“皆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扑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又罄则人相食。”

　　尽管蝗灾已经到了导致百姓“人相食”的地步，但信仰“天命主义”的元朝统治阶层却放任蝗灾不管不顾，与此前汉人持大概相同的“天谴说”，认为蝗灾是上天对逆民的惩罚，而元顺帝除了颁布下罪己诏企图祈求上苍“消灾避难”外，基本没有什么救灾举措，这就使得各地更加烽烟四起，最终导致明军于1368年攻克大都(北京)，元朝势力仓惶北遁。

　　而明朝最后的灭亡，也与蝗灾息息相关。

　　在明朝总共276年历史中(1368-1644年)，有记录的蝗灾共71次，平均每3.8年爆发一次，尽管总数上看，明朝蝗灾的暴发密度似乎比元朝略低，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明代的蝗灾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连年暴发，其中延续三年及以上的蝗灾共计有4回23次，占蝗灾爆发总数32.39%，将近三分之一。

　　到了明朝末年，有关蝗灾连年暴发的记录更是频繁，其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年(1637年)至崇祯十四年(1641年)，更是暴发了两次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而这种连年频发的蝗灾，也即将成为摧毁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在蝗灾连年暴发的背后，则是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祯执政的17年间(1628-1644年)，大明帝国内部竟然连续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以致各地“饿殍遍野”“人相食”的记载不绝于书，在这种明末气候突变、小冰期袭击导致旱灾、蝗灾频发的背景下，农民起义首先在环境生态最为脆弱、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地区爆发，当时陕北地区的百姓普遍观点就是：

　　“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但农民起义在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首先爆发后，先是高迎祥在1636年被明军名将孙传庭所杀，到了1637年，李自成也被洪承畴、孙传庭统帅的明军击溃，以致李自成只能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逃生，由于明军强悍，以致李自成一度在山中娶妻生子、想着逃亡度日。

　　但历史和蝗灾再次给了李自成机会。

　　到了1640年，当时，千年一遇的大旱灾和大蝗灾袭击了整个大明帝国，以致整个大明帝国北部从东到西到处饿殍遍野，“两畿、山东、河南、山陕旱、蝗，人相食”，在这种情况下，侥幸不死的李自成又趁着明军主力进入四川追缴张献忠之际，趁机进入河南募兵，由于当时整个中原地区到处是千年奇旱和蝗虫啃噬，生计无着的老百姓于是蜂拥跟着李自成起事，“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从而使得三年前只剩下17人逃亡的李自成得以迅速东山再起。

　　在手下文人的谋划下，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和“迎闯王，不纳粮”等口号，并在攻陷洛阳等地后开仓赈灾，迅速赢得了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