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历史上典型的党派之争事件，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时间：2020-04-26 11:20:48来源：本站整理阅读：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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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争这个词，是古代封建王朝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现代在国内虽然已经削弱，然而也常有拉帮结派、结党谋私一说;在国外则依然频频出现，尤其是选举年，各党派为谋取共同或个人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互攻击的不可开交，往往极尽能事，犹如大戏，然很少涉及身家命。

　　而在我国古代，党争词从来都是贬义的，过程也是血腥的，党争的结果，轻则贬官流放，重则抄家斩首，党首灵魂人物的兴衰，关系到政治利益群体，一荣皆荣，一枯皆枯。而且关于党争的演变，从最初的比周聚集，进一步到朋党相争，每个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党”繁体字为“黨”，是个常见字，而“党”字属于罕见字，只做姓氏用。“黨”字由“尚”与“黑”构成，《说文解字》解释“黨”字为“侵不鲜也”，即侵袭不鲜明(比如火势较小)。《周礼地官大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黨，使之相救;五黨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释名》：“五百家为黨。黨，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可见，“黨”最早是指亲族，相互关照，相互救护，因而便有黨长一说。

　　后来“比”和“黨”都引申为聚集，并且黨明显要比“比”厉害得多，然而都是贬义，如“比周”、“ 朋黨”等，于是如今有人形象地比喻“黨”是“几个穿黑衣服的人聚集在屋子里”，当然比较牵强。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通过，“黨”去掉“黑”字心，以“儿”取代，也可以说是以“尚”和“兄”组成，意味着兄弟们同堂议事，这是题外话。

　　党在春秋时期逐渐变为比周、朋党。《荀子强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所谓的“比周”，比和党一样，也是指聚集，周是合群。《论语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意思是君子不结党营私，然而合群;小人不合群，相互勾结，后来就用“比周”来形容结党营私。

　　朋党和比周危害古人早就有提醒，《管子.法法》：“群臣比周，则蔽美扬恶。”，《楚辞哀时命》：“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战国策.楚策一》：“下比周，则上危;下分争，则上安。”，可见，如果结党营私，蔽美扬恶，那么就会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而如果能够使得群臣相互纷争，不结党，那么这就是统治者为政的艺术。

　　因而，自古以来，党争往往和统治者(皇帝)的权力分散衰弱有莫大关系。春秋战国时期，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封建意识强烈，因而即便是有小人比周，朋党营私，诸侯争霸，依然要名义上尊重周天子和诸侯君主，诸侯王国里面的贵族靠分封认命，并不是结党就可以得到分封，统治者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威。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与国之间分分合合，大臣间结党营私固然有，也掀不起大的波浪。

　　到了汉代，经过秦朝大统一，汉朝取而代之，因而周朝的分封制对人们的影响略微衰弱。在汉初，刘邦逐步铲除对统治有威胁的大臣，并且逐渐分封自己的子弟，此时，皇权稳固，众大臣自身难保，更何谈结党营私?

　　然而吕后却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即便是刘邦有“非刘氏不得封王”，可是吕后依然我行我素，大臣们只能阿谀奉承，从此外戚干政成为潮流。并且随着朝代建立时间过长，雄才大略开国之主的威望和影响逐渐消失，子孙世袭的结果，使得皇权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给其他团体觊觎权力裂开了缝隙。

　　综汉两朝，外戚和宦官是典型的“比周”团体，尤其是东汉，宦官更是肆无忌惮，由于历代皇帝大多幼年执政，因而只得依靠宦官来维护政权或者由宦官来决定“天子”所出，于是，宦官这类“变态人格”团体便成为炙手可热的权力中枢。而皇权自然不甘心，于是发生相互争夺，党锢之祸，最终导致汉代灭亡。然而当时只能叫同类，不能叫同党，即便是有“同党”一词，因为众大臣大多数是为了维护皇权和宦官进行斗争，并非相互之间结党营私。

　　魏晋南北朝，朝代更迭频仍，一代天子一朝臣，朝廷权力的更迭朝夕变幻，因而大臣文士们无所适从，不少只能追求超脱的玄学，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因而在那个时期，文士们也是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相互结交，然而干涉不到统治者的权力中枢。因而纵观魏晋南北朝，不少文士大臣因为“结党营私”罪名被杀，可是大多并没有真正的结党行为。

　　到了唐代，才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朋党。这和汉代相似，在开国之初，唐太宗文治武功，雄才大略，纳谏如流，皇权坚固，众臣子只能俯首帖耳，尽职恪守，因而很难有结党一说。同样，和吕后相似，出现了武则天，于是，历史又来了一个循环。

　　武则天要远比吕后英明，吕后只是干涉朝政，而武则天则独擅权柄，君临天下。虽然也有丰功伟绩，可是对李唐子弟大肆杀戮，造成李唐人才凋零，对李唐的皇权影响起到了削弱的作用。唐玄宗以后，不少皇帝不是病弱多病，就是懦弱无能，这给大臣觊觎权力创造了条件。

　　然而当时皇权稳固，统治权除李氏外无人敢染指，因而众大臣和宦官只能在执政权(相权)上一争高下，于是，朋党便开始正式形成。其中以“牛李党争”最为鼎盛，以牛僧孺、李宗闵等为领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等为领袖的李党之间的争斗，从唐宪宗时期开始，到唐宣宗时期才结束，持续时间将近40年。其中宦官团体势力不时彰显，甚至左右了党争走势。

　　牛李党争，最初源自门阀制度的文化影响。虽然隋唐时期开科取士，可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而相互之间文化差异巨大，造成了在政见上相互攻击的结果。其中牛党是依靠进士出身的新兴庶族地主，而李党则是门阀世族的后代官僚。李党提出“重用公卿子弟”、“罢进士科”;牛党则当仁不让，认为开科取士是唐朝的立国根本。从最初的争辩，到后来的贬谪，双方针锋相对，相互排斥，以至于许多有才之士被裹挟其中，任命运摆布。

　　牛李党争，虽然最后以牛党苟延残喘、李党离开中央而结束，然而却没有赢家。从最初的对唐朝的统治造成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对后代也影响剧烈，唐文宗云：“除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王船山谓：“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最终党争的结果，使得唐朝统治者权力衰弱，藩镇割据，各自为政，最后不得不落下帷幕。

　　到了宋代，党争愈甚，然而已经不完全是唐代的门阀制度和进士阶层的争斗，由于科举制度已经深入人心，官员大多为进士出身，因而转变为对朝廷执政方略的政见上来。宋代党争，虽然宋初也有政见之争，可是真正拉帮结派，相互攻讦，肇始于王安石的变法改革。

　　从北宋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之间，相互争斗，相互贬斥，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然而遍观新旧党争，其实都是君子之争，针对变法发表自己的政见，本来“兼听则明”，然而以“拗相公”之称的王安石急功近利，不考虑变法需要循序渐进，因势利导，以为有皇帝支持，就可以雷厉风行，殊不知遭到外戚太皇太后、皇太后和神宗皇后的反对，因而欲速则不达，最后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官员大多都有贬谪的经历，新法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新旧党争，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去世后，便发生了质改变。后来的宰相，往往缺乏容人之量，更无君子之风，挟私报复，因人费事，使得法规朝令夕改，官员晨朝暮贬，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而其中还有个变化，那就是朋党之间也相互分裂，完全脱离了党见，而变成了针对个人的打击报复。

　　比如以苏轼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争，由于苏轼为进士出身，程颐则为布衣出身;苏轼生豪爽，不拘小节，程颐则僵化守旧，死板教条;然而二人都是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门生故旧极多，因而由于二人的互相不对付，造成了相互门生弟子等相互倾轧，结果都是被贬，苏轼最后贬谪儋州，病死常州，程颐官位被褫夺，病死洛阳。(详情另文撰述)

　　北宋灭亡后，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却延续了北宋党争遗风，争权夺势，打击异己，不过表面上来看，从变法之争，转变到主战派和主和派上来。总体来看，主和派占上风，主战派处于弱势，而党同伐异的结果，使得南宋风雨飘摇，最后亡于蒙古人铁骑之下。

　　明代的党争，也是伴随着朝代的始终，而且是历朝历代最为血腥的党争。从洪武年间淮西浙东两大集团之争;再到英宗代宗两朝更迭中，夺门勋贵对景泰诸臣的反攻倒算;直到嘉靖朝“大礼议”帝党旧臣水火难容终酿左顺门事件，及晚期严党独大遍及天下，以至于徐阶等“王学”诸臣不得不以小人之法“倒严”;至万历后三朝，朝廷内部以宣、昆、齐、楚、浙等区域为小集团的党争轮番上演，至天启朝终于演变成“阉党”和所谓“东林党”士大夫之争。由于党争不断，各派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反攻倒算，加速了朝廷执政权的撕裂，也使得明朝迅速败亡。

　　明代的党争，往往不是朝廷上官吏的针锋相对，而是朝野之间互造舆论，士林参与朝政议论的风气从此而开。并且明代的党争，和前几朝不同，以前只不过是贬官弃用流放，明朝则不整趴下不罢休，甚至是人格消灭，到了明末，阉党对东林党更是血腥镇压，使得许多东林党人物被迫害致死。明朝党争的结果，使得政如摆设，民不聊生，以至于明末崇祯皇帝临死感叹“诸臣之误朕也”颇有几分道理。

　　清朝建立政权后，对明代灭亡的教训有着深刻的警惕，首先是防范汉人结党，大兴文字狱，对于有结党嫌疑或者蛛丝马迹的现象，立刻予以零容忍的高度打压，斩首抄家都是小事，满门抄斩诛灭九族时而有之，以至于官员大臣对自己的言行都非常谨慎。而对于同族权贵，也是丝毫不手软，只要有觊觎皇权的举动，都会被一一剪除。因而，终清代一朝，党争很少发生，然而官员之间的门生故旧的盘根错节，却愈演愈烈，形成一种暗的洪流，逐渐侵袭着统治者的根基。在遇到外因西方列强的侵略下，清朝帝国很快轰然倒塌，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