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业北征兵败之谜：忠烈杨业究竟死于何人之手？

　　杨业是宋代抗辽名将，杨家将的第一代英雄“杨老令公”。千百年来，其事迹广为流传。他原为北汉大将，降宋后任右领军卫大将军、代州刺史，长期镇守边关，屡立战功，在抗辽战场上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太平兴国五年(980)，契丹大军寇雁门关，他临危不惧，率麾下数百骑出战，大破十万辽师，杀其附马侍中萧咄李，威震塞外，号“杨无敌”。此后，契丹望而生畏，每见杨业军旗即退兵而去。然而在雍熙北征中，杨业兵败罹难，其具体结局究竟如何?谁又是造成此难的罪魁祸首?民间与史载众说纷纭，史家也意见不一。

　　雍熙三年(986)，经过长期准备，宋太宗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当时辽圣宗即位不久，才十余岁一个娃娃，其母萧太后当政，宠幸用事，宋太宗认为其“主幼国疑”，正是攻击它的大好时机。北伐军分兵三路：曹彬、米信率东路军出雄州(今河北雄县)，张大声势向幽州(今北京，时为辽国南京)进发，牵制辽军主力;田重进率中路军由定州(今河北定县)进发，攻飞孤口(今河北涞源);潘美、杨业率西路军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攻取关外诸州。然后，中路军与西路军会合，挥师东进，从北面与东路军夹攻幽州，与辽军决战。

　　一开始，三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东路军一度攻占了涿州(今属河北)、歧沟关(在今河北涿州西南)等地。西路军更是战果累累，收复了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兵锋直指桑乾河。中路军也攻克了飞孤口、灵丘(今属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与西路军遥相呼应。辽军主帅耶律休哥仍坚守南京，避免与宋军正面交锋，同时派轻骑深入敌后，截断其粮草军需。

　　东路军终因粮草不济而后退，五月在歧沟关旋遭辽军主力围困迎击，惨败而奔逃，一路如惊弓之鸟，丢盔弃甲，死者过半，溃不成军。由于东路军失利，终致宋军进攻计划流产。当时，中、西两路军位置突出，辽国以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统帅，领兵十余万向两路宋军逼近。辽军先攻陷中路军所占的蔚州，潘美带兵应援又告失败，辽军乘胜攻下西路军所占的寰州。宋太宗明白已失去战争主动权，只得令诸路宋军后撤。但给西路军一个任务，即在放弃四州地盘时，要掩护当地居民迁往内地。这时，中路军已安全撤回定州，西路军为掩护居民后撤而孤悬敌后，便成为辽军集中优势兵力主要追杀的目标。

　　七月，时西路军的应、寰二州已失守，辽军以十万人马盘踞寰州，军力强大而集中，宋军要撤出四州百姓已十分困难。西路军副帅杨业认为，辽军势盛，不可正面迎战，可佯攻应州避开敌军主力，出大石路(今山西应县西南)引出寰州辽军，并派人通知云、朔守将配合，趁机将民众撤离到石碣谷，再派数千强弩手扼守谷口，用骑兵在中路声援，迷惑和打击敌人，就能完成预定的任务。监军王侁不同意，坚持出雁门关进兵寰州正面迎敌。杨业指出此举必败，王侁讥刺道：“杨将军素号无敌，如今领精兵数万，面对强敌却逗挠不前，莫非别有用意?”这时，主帅潘美在旁不置可否。杨业气愤道：“我并不怕死，主要是此去必定不利，不愿让士兵们白白送命。我原是北汉降将，天子不杀而授以兵柄，理应拼死疆场，只是想多立战功，以报效主恩。现在监军责我避敌，我只好挺身向前，先诸君而死了。”临行，杨业还抱败中能侥幸撤离之打算，恳请潘美派弓箭手扼守雁门关以西的陈家谷口，再派步兵从两翼接应，以期届时能挡住辽军的追击，救出后撤的宋军。

　　杨业挥泪出征，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耶律斜轸见杨业军到，诱退至狼牙村，待宋军进村，辽军伏兵从四处杀出。宋军虽奋勇杀敌，终寡不敌众，溃败而撤。从中午苦战到傍晚，杨业且战且退，最后率领仅存的百余名将士冲出重围，赶到陈家谷口约定地点，只见谷口空无一人。杨业抚胸大哭，身上时己负伤数十处，为了使其他将士有可能退回中原，便令部下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子，与我一起死不值得，可分散突围还报天子。”将士们感动得流泪，却没有一人愿意离去，仍然跟着杨业死战，又手刃敌兵数百人，最后全部殉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篇章。

　　杨业血战到最后时刻，其具体结局究竟如柯?民间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杨业身负重伤，自知壮志难酬，绝望之中，一头碰死于李陵碑上。这一说法于史无征，实为民间歌颂杨业的抗辽事业，而逐渐编造出来的。最后被元曲采用，进行提炼和渲染，如《昊天塔孟良盗骨殖》杂剧的剧情，就是杨业最后撞李陵碑而死，被番兵将尸骨焚烧，把骨殖放在昊天塔内，派兵看守，最后由孟良与杨景将骨殖盗回。这一结局颇为壮烈，所以广为流传，但实不可信。

　　《宋史·杨业传》载，杨业“身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契丹所擒……乃不食。三日死”。宋人记载，辗转抄袭，大体一致。我们再看《辽史》的记载，《圣宗本纪》中这样描写：杨业“中流矢，堕马被擒，疮发，不食三日死”。《耶律奚低传》载“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被擒。可见其实际情况是，杨业最后被辽军俘获，宁死不屈，绝食三日而死。

　　只有《辽史·耶律斜轸传》说：“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继业但称死罪而己……既擒，三日死。”其中“但称死罪而已”似有乞降于辽之嫌疑。然而后面的“三日死”，就是说杨业绝食三日而死，足以说明这“乞降说”是不能成立的。同时，杨业宁死不屈、为国尽节的精神也同样感动着辽国的军民，最能表明辽方同样对杨业怀有崇敬之情的事，是至迟于宋仁宗中期，辽国在自己境内的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境)为杨业修建了杨无敌庙。杨业死于山西朔县，何以庙却在密云之古北口?厉鹗《辽史拾遗》卷十四谓：杨业“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

　　神宗时刘敞与苏颂、哲宗时苏辙等人奉使契丹，路过古北口时，都曾凭吊过此庙，且留下感人诗篇。刘敞《杨无敌庙》诗云：

　　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

　　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等鸿毛。

　　苏颂《和仲巽过古北口杨无敌庙》诗云：

　　汉家飞将领熊罴，死战燕山护我师。

　　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遗俗奉遗祠。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云：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如避血痕。

　　一败可怜非战罪，大刚嗟独畏人言。

　　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

　　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诗中对杨业的壮烈殉国极表惋惜，对迫害英雄的奸贼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宋史·杨业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和《东都事略》诸史籍都记载，老将军在被俘临死前曾叹息道：“主上待我甚厚，期望我讨贼抗敌以捍边，不料反为奸臣嫉恨，逼迫我率军赶赴死路，致使王师败绩，有何面目求活耶!”那么，谁是迫害杨业的奸臣?谁是造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罪魁是王侁。很明显，在杨业主张避开敌人锋芒，采用声东击西转移敌军主力，趁机掩护民众撤退的战略时，王侁威逼杨业率军正面拒敌，导致宋军遭受伏击而溃退。后欲争战功领兵离开陈谷口，沿马邑川行进。听说杨业战败，干脆引兵撤退，不按约定率军在谷口接应，致使杨业身陷重围，孤立无援，战败殉国。

　　也有为王侁辩护者，认为北伐前王侁和杨业既无交情，也不存芥蒂，王侁没有陷害杨业的动机。王侁为后周枢密使王朴之子，入宋以后，曾从征江南和太原，征服河西也有战功。雍熙北伐作为西路军的监军，王侁可能有些求胜心切，于是以为杨业畏懦不前，或可能以“逗挠不战”诸语激怒杨业，以求与辽军决战。况且王侁也无通敌之嫌。故充其量也只是指挥有误，并非故意迫害杨业。

　　有人认为潘美难逃此责，尤其是民间传说的杨家将故事中，都把他作为人人痛恨的奸臣。潘美为赵宋勋臣，杨业只是个北汉降将，由此不完全信任杨业。尽管杨业战功累累，却屡遭他的嫉毁，多次抹杀杨业的功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说，杨业在边境领兵抗辽，很有威望，“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言其短”。此“主将”应指潘美。雍熙北伐初期，潘美又把战初攻克四州之功归为己有，根据《辽史》有关记载，只有云州是潘美率军攻下，其余三州都为杨业战功，但在宋人有关记载中，却都是潘美的功劳。最后身为西路军主帅，王侁应为他的下属，明知王侁之策不妥，却不加可否，听之任之，实为默许。当杨业进军遭到辽军伏击时，更屯兵不援。甚至也没按事先约定在陈谷口伏兵接应，潘、王背信弃义地撤军先跑，实是将杨业置诸死地。《宋史·潘美传》亦记有潘“美好乘怒杀人”之脾。潘美妒功忌能，完全有故意陷害的可能。

　　也有为潘美辩护者，认为宋代监军之权大于主帅，王侁坚持要杨业出兵，潘美无权违抗。其实，潘美是个老成持重、屡立战功的骁将，与杨业共事七年，齐心协力，配合不可为不默契，他何必要在战场上陷害杨业呢?同时，潘美格也较宽厚，如太祖初建宋时，入宫得周世宗子，赵普等大臣主张杀之，潘美不语，后言：“杀之有负世宗。”太祖便赐子为侄，潘美欣然领回家作养子。有如此心胸之人，为何要害共同浴血作战的同事呢?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杨业兵败罪在宋太宗。当时辽国萧太后当政，重用其宠爱的大臣韩德让，这二人协掌朝政，称得上是黄金拍档，所以这一时期实为辽国历史上最为安稳发展的年代。就边境防务而言，辽国以耶律休哥为燕京留守，他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政冶家。萧太后允许他“便宜行事”，总领南面行政军务。期间史称“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不知是宋朝边境情报系统有问题，还是宋太宗对辽国国情的估计完全错误，所以雍熙北伐完全是一次军事冒险行动，太宗急于雪耻第一次伐辽的失败，草率用兵。

　　太宗的临战指挥也颇为荒谬。这次他没有亲征，而是用阵图遥控指挥。太宗的韬略远不及乃兄太祖，自以为是军事天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之心又十分强烈。为了做到“将从中御”(即武将出征在外仍需听从朝廷的命令)，就预先设计好阵图，交给出征的将帅，令他们不折不扣地执行。要知道，战争形势瞬息万变，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及时进行信息反馈，然后再要求中央给予适当的命令调整，其阵图指挥的荒谬可以想见。太宗与真宗两朝，阵图指挥最为盛行，而这两朝也是对辽作战一败再败的年代。

　　此次三路军的战略，一方面战线拉得过长，力量过于分散，一方面各路军离开较远，不能及时地进行有效的配合作战。尤其是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是迅速指示军队撤到有利位置，而是为了挽回战败的面子，要求将不能守住的地盘上的居民也要共同撤回，这不但对在战时迁徙的民众是灾难的，同时必然会减缓军队撤退的进度，给敌人有利的进攻机遇。所以，宋太宗最后要求西路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击以掩护民众撤回之命令，实在是要求军队执行一项充满危险的军事行动，杨业的兵败兆始于此。

　　杨业与部下全部壮烈牺牲的消息传来，北宋朝野无不为之叹息愤慨。太宗赠杨业太尉、大同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硕，赠官诸子。然后将王侁除名，发配金州，而潘美“降三官”，所降的只是检校太师等虚衔。

　　此外，杨业原名“重贵”，因在北汉刘崇手下为官，赐姓名“刘继业”。降宋之后，太宗让他复姓杨氏，名“业”。有的史载或称“杨继业”。杨业殉国的日期基本可以考实。据《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四年(986)七月丙子(七月初九)，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以“不食三日而死”算，约为雍熙三年(986)七月十二日前后。然而有关杨业的生年，史籍中却没有确切记载，造成史界说法不一。《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他“幼事北汉”，《宋史·杨业传》和《东都事略》说他“弱冠事刘崇”。“幼事”约指少年，《礼记》：“二十曰弱冠”。据《旧五代史·刘崇传》考察，刘知远是在天福七年(942)派其弟刘崇为麟州刺史，而此时杨业的家在麟州，估计就在这时投奔刘崇麾下。就是说公元942年时，杨业约十五至二十岁，也就是生于922至927年之间。而据山西代县杨氏族谱记载，说他亨年五十九岁，就是生于公元928年。也有学者认为，杨业事刘崇应在其父杨信事后汉任麟州刺史时，也就是公元947至950年间，这样杨业应生于935年左右。然而这些说法都未被学界所公认，莫辨其是。那么，杨业在什么年纪殉国的?它也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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