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也曾迷信：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惩罚”

时间：2016-08-08 11:30:11来源：未知阅读：25

　　鼠疫、鼠疫杆菌与医学专家

　　1894年3月，广州城下起了绵绵细雨，人们一如既往地在城市内河中洗衣服、淘米、洗菜、洗涮马桶，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场雨竟然会断断续续地延续到7月，在此期间有很多老鼠莫名其妙地死亡，鼠尸脓肿糜烂，可是人们都忙着生计，怎么会在意几只过街老鼠的死活呢，然而这却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即将降临。

　　3月广州城率先爆发鼠疫，粤语中常常称鼠疫为“痒子”，时人也将其称呼为“时疫”、“瘟疫”、“卵子症”、“疙瘩瘟”、“标蛇”、“大头天行症”、“红丝疔”、“疡子疮”等，英语为“plague”，日语时称“苦列拉”。没过多久，港英殖民政府便出于防疫考虑，指派调查员罗森医生(Dr.Lowson,J.A)和亚历山大·雷尼尔医生(Alexander Rennie)前往广州调查疫情。当雷尼尔看到如人间地狱般的广州城时，忧心忡忡地写道，“从1894年3月初到月底，在广州城爆发了腹股沟腺鼠疫，打破了广州健康状况良好的局面。截至本报告写作之时，此次传染病已经蔓延到周边城镇和村庄，以及香港。”同年5月15日，《申报》头版报道了香港鼠疫情况，“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一日即毙，其病起于粤省及北海，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至十七八人”。

　　对于西方人而言，香港鼠疫无异于欧洲中世纪黑死病梦魇的再次降临，其可怕程度往往被欧洲人视为来自“上帝的惩罚”，所以为了避免各自国家和殖民地感染鼠疫，很快作出反应，纷纷宣布各自通商口岸的港口检疫规章和制度。1894年5月10日香港宣布成为疫区，但是实施港口检疫制度并不等同于防疫，事实上，当时广州和香港的中西医对这场鼠疫都是同样的无可奈何。

　　雷尼尔医生在工作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很努力的探求之后，只好接受官方、医学界和外行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显示，虽然在广州时时有各种传染病流行，特别是在春天时。目前这个特殊的病此前从未见过。在此病开始爆发时，我们所接触的本地医师都表示对这个疾病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港英政府只好向其他国家求助，日本政府派遣了医学博士青山胤通和北里柴三郎，他们于同年4月中旬由东京航海至香港考察疫症情形。当他们6月13日抵达香港时，受到了香港卫生局长罗森博士的热烈欢迎，并且为他们在肯尼地医院(Kennedy Town Hospital)安排了一间实验室。不料二人两星期之后也出现疑似症状，先后被送往“海之船”(Hygeia)调理，“青山存亡尚未可卜测，以寒暑表其热气，尚多至一百零五度，至北里之病情亦与相同。”青山胤通不幸死于鼠疫，青山之死给了北里柴三郎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最终他在显微镜下发现了鼠疫杆状物，“虫形纤小而长，首尾皆圆”，随后他将调研报告公之于众，深为各西医推许，当年上海的《申报》进行了全文报道。

　　与此同时，法国则派遣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1836-1943)从河内到香港去调查鼠疫及其控制策略，目的是遏止它向越南东京湾蔓延。1894年6月15日，他和两位助手到达香港，仅有一台显微镜和消毒蒸锅，实验室也只是爱丽斯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内的一栋草房。样本的获取也很困难，他们在向总督申诉后，才被批准接触病人和病理学的资料。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耶尔森仅用五天就分离出首尾圆形、轻微着色的鼠疫杆菌。他们通过解剖鼠尸，证明了疫死的老鼠和人感染的是同一种细菌。由于发现这种关联，他很快给鼠疫下了第一个科学的定义：“鼠疫是一种接触传染和可接种的疾病。很可能是老鼠构成主要的媒介”。他将这个发现写成一篇论文发表，并对这个疾病提出详细的治疗方法。虽然北里一行人也发现了鼠疫杆状物，但是耶尔森先人一步确定鼠疫和鼠疫杆菌的关系，故一般认为鼠疫杆菌的发现者是耶尔森，后世亦将鼠疫杆菌命名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Yersinia pestis)。鼠疫与鼠疫杆菌之间的关系只是在耶尔森等人那里得到了较为准确的表达，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跳蚤在人与鼠之间的媒介作用，这要等到1903年，李斯顿(W.Glen Liston)才在印度确切地指出跳蚤是这种疾病的病媒。

　　中医与西医，妙手难回春

　　在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中，很明显表现出两套医疗系统的互相冲突。一方面是殖民地居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西方殖民者的公共卫生观念，以及港英政府强制推行的隔离与清洁措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中医治疫与西医治疫之间的竞争与调适，以及“用药治疫”与“请神治疫”之间的互补。面对鼠疫，除了很多人逃灾避疫外，仍有不少民众会就地接受药物治疗。由于中医和西医本身对瘟疫的理解就不同，而且有各自的治疫传统，因此“有信仰的病人”与“负责任的医生”之间的故事也在此次鼠疫中上演。

　　清代中医一般认为瘟疫是由四时不正之气、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尸气及其他秽浊熏蒸之气而形成的疫气所致。所谓四时不正之气是指，“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之气”，当时中医认为此次鼠疫的发病原理是，“一言以括之曰湿热之毒，人少阳，一经而已，盖发于夏秋湿气，令惹起蒸之，故此时蛇虫□菌生，湿热为毒之验也。鼠居地中，先受湿热，故鼠先病，少阳乃三焦与胆皆主相火，湿热与火相合，故统观此症，热毒最重，少阳主周身之膜膈，其经绕耳，行手膀胆与肝连，肝脉绕腠缝，故生痒子必在此三处，痒子者湿热之毒凝聚痰血而成也，即疙瘩是矣。”

　　1894年鼠疫期间，坊间有一辟瘟古方颇为流传，据称该方能治时行痧疫、霍乱、转筋、吐泻、绞肠、腹痛诸痧及急暴恶症，“凡夏秋感症服之，无不应手立效”，申报馆还将其登报推广，配方包括犀黄、大枣、麻黄、细辛、当门子、雌黄、莪术、水安息、白芷、琥珀、槟榔、川乌、冰片、胡椒、黄柏、桂心、茅术、蜈蚣、升麻、香附、白芍、蒲黄、丹参、桃仁霜、毛菇、天麻、净辰沙、大黄、玳瑁、柴胡、元精石、石葛浦、紫菀、莞花、四脚蛇等七十五味药。此方是一外科处方，可治疮痈、痰核、瘰疬一类疾病，一般制成丸药服，捣碎也可以外用，有清热解毒、化痰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单从75味药材来看，像大黄这类的虎狼之药，剂量不可谓不重。另又有蜈蚣、蜥蜴等剧毒药物，取以毒攻毒之意，故药猛烈，专治疗重疾，使用宜慎重，且这类古方古书中有很多，充其量是一个民间验方。至于方药调配修合时，要求择黄道吉日虔诚斋戒，避见妇女、孝服人、僧道、女尼，念大悲神咒，这体现了古人对炮制中药时的态度要求非常高，古人认为各种神秘仪式的加入似乎可以强化药效。

　　19世纪中期的华人普遍认为自己与外国人有不同的身体构造，比如华人对医船所用的西法调理就很有意见，他们担心，“恐以西药治华病，脏腑各有不同，一旦病亡，首邱莫正，死者含冤，生者抱恨”。虽然此时乙醚(ether)和氯仿(chloroform)已应用到外科手术中，但对感染的不加防范影响了手术的成功率，而极少使用外科手术的华人发现中医的保守调理方法还不至于让患者因感染而死亡。因此华人患病时更愿意接受中医药的治疗，他们当时对西方疗治方法还很难接受。

　　雷尼尔医生认为，“防治鼠疫的首要措施就是实行轮船和海港检疫条例，还要对可能携带有疫病的废弃物进行检疫”。他把防治的重点锁定在那些贫穷、拥挤和污秽不堪的华人房屋，认为“这种污秽的房屋及其地下是病毒的发源地”，十分强调环境与鼠疫的关系，由此可看出雷尼尔也深受19世纪“查德威克式公共卫生”的影响。事实上，中国人似乎也意识到老鼠是“疫气”的传播者，“广东省部分官员采取措施收集所有死亡的老鼠，每抓到一只老鼠给十钱，直到5月8日，据说以这种方式共收集了22000只老鼠”。至于西医对中医丹方的态度以及此时西医治疗鼠疫的方法，则可从雷尼尔的医学报告中清晰地看到。

　　在雷尼尔认为华医根据症状，主张祛热，但很多时候求助所谓的秘方，下面译介一个当时较常见的配方：

　　紫檀，1.5豆蔻;槟榔，3分;野菊花，3豆蔻;黄芩，1.5豆蔻;蒲公英，1.5豆蔻;四川的大黄，1.5豆蔻;甘草，2豆蔻。

　　具体服用方法是，首先将以上药材混合煮沸成液体，然后喝掉，最后用研成粉末的野菊花的叶子擦拭身体。

　　此外，雷尼尔还介绍了一个当时广为流传的西药配方：首先将一茶杯的海水添加2分的生石灰，并特别强调生石灰必须是从石头里炼出来的，来自其他途径的则不适用。然后将其振荡并过滤后，添加0.125两的甘汞，最后用这种药水擦拭身上的肿胀部分。当病人病危时，就在温暖的海水中溶解一剂量的碘化钾，并且让病人立即喝掉。

　　以上所列中医药方很明显主要用于清热解毒，强调内服外用，表里同治。而西药配方主要是生石灰、甘汞、碘化钾三种物质组成。生石灰与海水调配成石灰水，可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而碘化钾对皮肤坏死组织起到溶解作用。但是甘汞(氯化亚汞)是重金属，毒很强，对人体损害很大，但欧洲人经常用汞治疗各种疾病，这种用汞治病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二者对比，不难发现中医药方药舒缓，西医药方药猛烈，毒也很强。雷尼尔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中医秘方还是西医药水，也不管医生是庸医还是良医，几乎所有常见的药品对于治疗鼠疫都是无效的”，同等情况下，有信仰的华人更愿意接受负责的华医，而不是陌生的西医。虽然此时鼠疫杆菌已被发现，但作为发现者之一的细菌学家北里也表示没有特效药能够治疗鼠疫，只能从个人及公共卫生方面努力。

　　请“洪圣大王”来驱疫

　　当药物治疗不能见效时，寻医问药已经无济于事，很多人开始求助于神灵的庇佑，人们不分昼夜地抬神巡街，沿路施放鞭炮希望能驱走恶魔，官方也禁止杀猪。他们通过“年中度岁”的方式，将农历四月初一日作为新年，从而使瘟神混淆年月，使致命的一年早些结束。龙舟被认为能够驱赶瘟神，人们划桨穿行于整个城市。关于“请神治疫”的报道屡见报端，此年“请神治疫”的仪式可谓五花八门，有“入庙驱鬼”、“羽士超度亡魂”、“洪圣各神游街”、“年中度岁”、“城隍设坛打醮祈禳”、“舞狮迎神”、“观音巡游”、“关圣巡游”等等。“洪圣”是提到最多的神仙，“关圣”和“观音”次之，因其为地方神，故信众颇多。这种舁神巡游的做法也称为“赛会”，其仪仗阵容大概为“前导金鼓二，即大锣也，而衔牌、繖、扇、旗、红帽、黑帽、香亭及陈设各物之亭继之，中杂以乐队、骑队。神舆将至，则先之以提鑪，而僧道及善男信女则随于后，有系铁錬于手足者，有服赭衣而背插斩条者，有裸上体而悬香鑪于臂者，皆先期许愿，至是还愿之人也”。除舁神巡游之外，建醮祈禳也是每逢天灾人祸时经常举行的仪式，这在广东省各府州县十分普遍，以至于引来时人的批评。

　　以上诸种仪式在雷尼尔眼中是地地道道的“迷信”，也有时人批评道，“愚夫愚妇喜佞神鬼，每当无可如何之际，辄信巫觋之谈，延请僧道诵经、礼忏或更张皇耳目，赛会迎神，不惜以有用之赀财，掷之于无益之地”。如果抛弃进化论思维逻辑，单从心理角度分析，这些极具现场感和神秘感的仪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瘟疫的恐慌情绪，“其实精神作用，神与会合，自尔通灵，无足奇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实有宣滞导郁，及群以为兴商业、保公安之原理，非是而将有大群将涣之忧”。

　　总之，非正常事件往往最能检验人们常态下的行为方式和观念。当时，在港西人均认为此年鼠疫是中世纪黑死病的起死回生。为此，港英政府不得不邀请国际细菌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和耶尔森前往香港验查。经过二氏研究表明，此次瘟疫的病原体是鼠疫杆菌，可以初步断定跳蚤可能是这种传染病的病媒，这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发现，改变了自中世纪以来一贯认为鼠疫是“上帝带给人类的惩罚”的宗教迷信认识，科学研究消解了鼠疫的神秘感，也改变了时人对瘟疫发生原因的认知。在当时香港和广东有限的医疗条件下，中西医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仍然不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和病情，这反映出细菌学说形成初期尚未能彻底改变当时的医疗技术的现实状况，这也就给传统驱瘟治疫的手段留下了可供施展的空间，所以才会呈现出如此这般的“日常”与“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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