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象是一个说故事的评书场,为名人说故事。
千百年来,许多人围绕着秦始皇编造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真假参半,添油加醋。他的家世,被涂抹得阴暗淫乱。说他的父亲是吕不韦,一个出身于外国的大商人,说他的母亲养面首生孩子,发动政变要夺秦王的权。他的为人,被渲染得暴虐恐怖,说他的声音如同豺狗,内心如同虎狼,说他焚书坑儒,灭绝文化。
近年来,我为撰写《秦帝国的崩溃》(中华书局,2007年4月)和《秦始皇的秘密》(中华书局,2009年7月)两书,着手考察秦始皇的历史,追究秦始皇的故事,清理有关秦始皇的传闻和神话,随着清查工作的进程,两千年来烧得通红的虚火渐渐熄灭,冷澈透明的真相一一浮现出来。吕不韦不是他的父亲,她的母亲也不曾想要夺他的权。他有第一流的遗传基因,相貌堂堂,行动敏捷。他听信了亡国丞相李斯的坏主意,确是下了焚书令,但是,他不反儒,也未曾坑埋儒生。不但没有坑埋儒生,说他坑埋了四百六十名方士的故事,也是编造的谎言。现在看来,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
焚书的事情,详見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事说: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酒席宴上,博士们之间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秦政府是否应当以历史传统为师,修正全面实行郡县的政策。秦始皇将这个问题下到朝廷会议继续讨论。在廷议的讨论中,一贯主张全面郡县制的丞相李斯,大力强调薄古厚今,进而提出了焚书的建议。李斯的建议,被秦始皇采纳,作为法令,颁布执行。
焚书这件事情,是秦帝国君臣间经过议论后,颁发并执行重大政令的政治事件。《史记》的记事中,时间、地点、人物、事情都有明确的交代,焚书诏令的产生和下达符合秦代政令的程序,史料来源也清楚,文本的信用度相当高。这件事情,《史记》以前的文献有记载,司马迁自己也另有直接的证言。从而,焚书,作为历史事实,可以说是铁板钉钉,古今中外,没有人去冒傻气瞎质疑,浪费时间精力。完全可以断言论定,《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焚书的记载,是可靠的信史。
坑儒的事情,也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然而,对照之下,坑儒的记事,很像是一段起伏跌宕的故事,事情起于秦始皇求仙求药的个人的喜好,变化于方士们的不满脱逃,突变于秦始皇的一怒之间,进而牵连到公子扶苏的命运。这段记事,作为传闻故事来阅读,作为野语村言来赏析,固然是不错的文学作品,作为历史记事来看,却是相当不靠谱,到处都是欲盖弥彰的漏洞。我们不妨一一挑出来看看。
“坑儒”疑点1——受害者称谓的奇怪变化
晚年的秦始皇惧怕死亡,他的主要心思,都放在追求长生不老上,这是坑儒事件的起源。
在古代中国,修炼长生不老之术,提炼仙丹仙药的人,被称为方士。方士是古代的气功师,也是古代的化学家,在思想流派上与道家息息相关。为了迎合秦始皇的喜好,大量的方士被召集到秦始皇身边,进进出出,数量有三百人以上。其中,最有名的有徐福、侯生、卢生和韩众等人,他们受到秦始皇的礼遇厚赏,四处为秦始皇寻找不老的仙药。
仙药哪里找得到?卢生和侯生等一帮方士们,实在是有些玩不转了,于是串通起来,一起大逃亡。这是坑儒事件的导火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此引爆的坑儒事件说:
始皇闻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这段记事说,秦始皇听说方士卢生和侯生逃亡以后,大怒说道:“我没收天下的书籍,将其中没有用的通通清除。广泛召集了很多文学、方术之士,希望由此振兴太平,让方士们寻求仙药。现在了解到韩众逃亡不归,徐福等人的耗费数以亿计,末了还是得不到仙药,传来的都是相互告发谋利图私的消息。对待卢生等人,我不但尊重,而且赏赐甚厚,现在反而诽谤我,以此加重我的不德。对于在咸阳的诸生,我派人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于是派遣御史一一审问诸生,诸生们相互告发以解脱自己。犯禁违法的有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在咸阳活埋,让天下都知道,以惩戒后人。
上面的记事,就是所谓坑儒事件的第一文本,千百年来有关坑儒的种种故事议论,都是从这段记事生发出来的。下面,我请大家仔细阅读这段文本,在阅读的时候,请注意下面的疑点。
在坑儒事件中具体提到名字的人都是方士。侯生和韩众,韩国出身的方士。徐巿,就是徐福,齐国出身的方士。卢生,燕国出身的方士。这些有名有姓的方士多年出没在秦始皇身边,糊弄秦始皇,终于引发了秦始皇的怒气,当然地成了坑儒事件的打击对象。
但是,当秦始皇大怒时,被谴责的对象由方士变成了“文学方术士”。“方术士”,就是方士。“文学”,就是文学之士,可以泛称博学善文的人,也可以用来指称儒学之士。不过,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文学,没有一个有真名实姓,都是含含混混,一笔带过的。
进而,到了这段文字的下半段,文学方术士被变更成了“诸生”。诸的意义是多,生的意义是学生,诸生的字面意义,是多位学生,后来往往用来指学习经典的儒生。以“诸生”取代“文学方术士”,淡化了方士,强化了儒生,当然,这种浓淡之间的人为涂抹,毕竟还是有些偷偷摸摸,是在隐晦处进行的。
“坑儒”疑点2——谁添加的说明?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紧接着这段记事的,是公子扶苏登场劝谏秦始皇不要重罚儒生的记事。这段记事的原文是这样的:
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军于上郡。
这段记事说,于是益发征调罪人徙边。始皇帝的长子扶苏劝谏道:“如今天下刚刚安定,远方的百姓尚未归附,诸生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人,如今父皇以重法惩处他们,儿臣担心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秦始皇怒气上来,派遣扶苏到上郡蒙恬军中去作监军。
非常明显,这段记事是作为有关坑儒事件的一条重要补充而添加上去的。按照常理讲,坑儒事件起源于方士,扶苏劝谏秦始皇,话当从方士求药开始,奇怪的是他没有提及这些,而是突如其来地扯到诸生,而且,他话里的诸生,意义变得非常明确了,就是诵读和师法孔子的儒生。看得出来,扶苏这句话,明显的是一句掐头去尾,有意图地剪裁历史的话。这句话,不像是为了劝谏秦始皇说的,倒像是为说明诸生就是儒生而说的。如果没有这条添加的说明,秦始皇坑埋的是儒生这件事情就站不住脚。
为了便于大家识破真相,我将上述材料中坑儒事件受害者的称谓变化作了一个整理如下:1方士-2文学方术士-3诸生-4“皆颂法孔子”的儒生。体察这种变化,难免不使人对这段记事的真实产生怀疑,隐约感觉到在这段文字的背后,有一只暗藏的黑手,巧妙地偷换了历史的内容?
“坑儒”疑点3——受害者处刑的奇怪
根据前一段记事,秦始皇大怒以后,下令将这批文学方术士,交给了御史处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御史,或者是指负责监察的御史,也可以是御史大夫的略称。御史大夫是副丞相,法务在其职责内,御史们都归他管辖,他们办公的地方,叫作御史台。
按照秦国的制度,文学方术士们交由御史处置,他们将接受严格的法律审判,根据秦始皇怒气中提到的罪名,他们将被定以“妖言”之罪,依法腰斩处死。然而从记载的结果来看,他们是被活埋处死的。根据我们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秦汉法律,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法律文书来看,死刑没有活埋处死的律文和案例。在秦汉历史上,活埋处死,仅仅出现在残酷的战争中,而且,往往是作为受到谴责的暴行被记载下来的。有名的比如,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四十万战俘,项羽活埋秦国二十万降卒。由此看来,编造这段故事的人对于法律不太专业,留下了作伪的马脚?
“坑儒”疑点4——杀了小鬼,放了阎王
在坑儒事件中,方士卢生、侯生和韩众逃亡,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从此下落不明。徐福是与韩众和卢生等一起直接受到秦始皇谴责的人,指名道姓,罪行最重。奇怪的是,徐福并没有受到坑儒事件的影响,他没有逃亡,也没有受到法律的追究,他逍遥法外,一直在琅琊台愉快地生活,享受着美味的海鲜,继续为秦始皇寻找永远找不到的仙药。
根据《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就在坑儒事件的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又来到了琅琊台,再一次与徐福相见。秦始皇不但没有将徐福绳之以法,反而再一次听信徐福的巧语花言,乘船下海射大鱼,亲自动手清除妨碍仙人仙药出现的障碍。由此看来,在所谓的“坑儒”事件中,被坑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鬼,罪大恶极的四名阎王,不是逃亡就是安然无恙,这种名不符实的结局,实在是使人怀疑秦始皇是否坑埋过方士?至于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坑儒”事件,可以肯定是别有用心的编造。
“秦始皇坑术士”——方士们编造的故事
遍查《史记》以前的文献,都没有提到过秦始皇坑方士的事情。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家贾谊撰写《新书》,有专章讨论秦始皇和秦政失败的原因,他列举秦始皇的种种败政时,只提到焚书,对于坑方士,没有只言片语提及。淮南王刘安活跃于武帝初年,他主编了《淮南子》一书,对于道家很是推崇。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发案者,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是儒家的经典。这两个人,都比司马迁老,这两本书,都比《史记》早,也都没有说过秦始皇曾经坑埋过方士。
根据我最新的调查结果,坑方士这件事情,本是一段流传于西汉初年的历史故事,这段故事的原型,见于《说苑·反质》篇。这篇故事,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故事更完整,更生动,更好听,典型的一条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秦始皇段子。这条段子的前半段大体同于《史记》坑方士的记事,在这条段子的后半段中,逃亡的方士侯生被抓住了,秦始皇亲自升堂审问,准备痛斥后处以车裂的酷刑。结果呢?这位侯生大人,临危不惧,正义凛然,他口若悬河,对怒气冲冲的秦始皇来了一段长篇说教,直说得秦始皇先是默然不语,继而觉悟动摇,最后感叹悔过,释放了侯生。一派为方士脸上贴金的野语村言。
司马迁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他口风紧,不乱编故事,但是,他耳朵长,爱听故事。他编撰《史记·秦始皇本记》,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诏令和石刻等材料,这些都是比较可靠的史料。不过,这些史料比较枯燥,缺少故事文采。为了使记事更加丰满而有血有肉,司马迁也在战国以来流传的历史故事中选取了一部分材料添加进去,这些故事生动有趣,精彩动人。但是,这些动人故事的可信比较低,有些纯属超时空的天方夜谭,坑方士的记事,就是其中之一,属于不可信的一个。
司马迁是有思想有独立人格的历史学家,《史记》是私家著作。司马迁编撰《史记》,有自己的著作宗旨和编撰意图。他写《史记》的时候,正是汉武帝热衷于信神求仙,方士们再次大红大紫的时期。被方士们忽悠得神魂颠倒的汉武帝,脑子进了水,闹得家国不宁,一时间想要去国离乡,舍弃妻子儿女,升天成仙。司马迁看不惯这些荒唐事情,又不能明说,他于是在《史记》中采用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借古讽今,讽喻汉武帝如同秦始皇一样偏执迷信,也谴责和警告那些装神弄鬼的方士,你们早晚也要如同秦始皇坑方士一样被坑埋,所以,他截取了方士们被坑的上半段,舍弃了侯生教育秦始皇的下半段。想来,因为偏爱选用这个故事的意义,对于这个故事的真伪,他没有作严格的鉴定。
焚书坑儒——儒生们制造的二次八卦
秦始皇坑儒,是一个比坑方士更荒唐的的二次八卦。这个八卦,是儒生们改编坑方士这个假故事加工制造出来的,改编的年代是东汉,加工的方法比较高明,将真焚书和假坑方士合为一体,混为一谈,浑水中再将被焚的诸种书籍偷换成儒家的经书,将被坑的方士偷换成读经书的儒生。
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方士们编造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本来是为了美化自己,告诫诛杀方士的帝王终究是要后悔的。这个假故事,渲染一种宗教的献身精神,方士们以生命的付出,换来了正义的荣光。不过,在西汉时代,对于方士们自编自叙,津津乐道的这个故事,其他各派人士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有一种幸灾乐祸的痛快感。汉武帝以来,继方士之后兴起的儒生们,开始也持同样的态度,并没有想到接手这个故事,来一番冒名顶替的改造。
经过王莽之乱,东汉建国,中兴之君光武帝喜好经术,二代明帝,三代章帝一脉相承。儒学成了国教,儒家的经典有了朝廷的钦定,解释经典的传文,也有了官方的认可,上行下效之下,掀起一阵改写历史的风潮。卫宏是活跃于光武帝时代的儒学经师,他为钦定的儒家经典作序,在《诏定古文官书》中将秦始皇坑方士的故事作了偷梁换柱的改造。在这个改造的故事中,本来没有的坑儒地点,正式确定在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就是后来传说的坑儒谷。坑埋的时间也更具体了,是在冬天。情节更为详细,阴谋十分明显,因为坑儒谷有温泉,冬天种瓜结了果,借怪异出现之事,使套子骗儒生们去考察议论。坑埋的方法有了改进,先射死,后填土。被坑埋的儒生数量也增加到七百人,不仅有诸生,而且加进了博士。改造的细节,处处露出东汉的实情的马脚,改造的宗旨,是要将儒生们塑造成殉教的圣徒。
历史被改造以后,儒生们又根据新的历史制造新的名词。班彪活跃在东汉初年,《汉书》是他与儿子班固,女儿曹大家的共著,遵从官方的旨意,供奉经学为正统。《汉书·五行纪》数落秦始皇的暴政,“燔诗书,坑儒士”开始同时并举。再经过精练提取,“燔书坑儒”,作为一个四字专用名词,出现在《汉书·地理志》中。从此以后,燔书坑儒-焚书坑儒,作为一个汉语常用词汇,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作为一个文化观念,应运生发出来。
让秦始皇继续将黑锅背下去?
我们现在所读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是东汉明帝以后的版本,经过东汉的儒生和正统史家们的添加和篡改,已经远远不是司马迁当年写的样子。不明白这一点,不但书读不懂,秦始皇也永远读不懂。我前面说有关秦始皇的一生,多半要推倒重来,有一半的理由在这里。
焚书坑儒,究竟是历史还是八卦?至此可以作一个简单的总结:秦始皇坑方士,本来是方士们编造的假故事,编造的时间在西汉初年,一不小心,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到了东汉初年,儒家的经师们将焚书改造成了焚经书,将坑方士改造成了坑儒生,他们不但将被坑埋的假红帽子抢来戴在头上,以未曾支付过的牺牲骗取道德的荣光,而且私下里偷偷作了手脚,将《史记》的相关记载按照自己的意图作了相应的修改。
从此以后,坑儒的谎言变成历史,焚书坑儒这个真假参半的合成词,变成一种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借谴责专制暴君,谴责文化暴行之名,将儒家经典抬举为圣经,将儒生抬举为殉教的圣徒。因为这个文化符号,秦始皇背了两千年的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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