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于娱乐业唐伯虎的一生预示了明朝的国运

时间：2016-10-19 17:22:18来源：网络阅读：299

　　明朝时期，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有很大的发展。甚至在娱乐文化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发展，明朝时期歌舞升平。据说明朝是亡于娱乐业，简单来说，明朝是玩死的。而唐伯虎的一生预示了明朝的国运。

　　国运是什么东东?人们在谈论历史时，经常会碰到一些指点江山般的牛人，搬出一个这么无法让人反驳的名词来。我们翻看一下字典，可以得出国运的三种解释：

　　一是指国家未来发展的趋势;二是指国家发展的定数;三是指国家发展的某种规律描述，如上升、平稳、下降。

　　历史上对国运的解读，归纳起来，其实就只有以下两种观点。不能归入这两点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国运规律，而是权力规律，例如有些人总结的：兔死狗烹定律、包围定律、朋党定律等等。再如，现当代历史学界最有名的“黄宗羲定律”(秦晖先生提出，每次税赋改革，农民的负担就重一次，如此反复直至民不堪重负)则主要是赋税改革，它只是构成国运的一个因素，算不上国运定律。

　　那么，这两种国运规律是什么呢?

　　其一，杜牧所说的：后人复哀后人。原话是“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爱读历史却从来不吸取历史教训。黄炎培先生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朝代虽不同，兴亡的原因却很相似)，其实也只是杜牧观点的翻版。

　　其二，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通俗的语言就是“富不过三代”，文一点儿就是柏杨先生的“瓶颈定律”。

　　现当代对于国运的总结，基本靠谱的都是借鉴了经济领域的“生命周期”理论。以我对历史的观察，“国运”的规律则是由不间断地“小生命周期”推动而形成上述“生命周期”。我倾向于历史是由：(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定顶期(也就是各种规章制度的形成完备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成长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平稳期—(邪正争夺期—稳—邪正争夺期……)衰落期。

　　邪，主要是指歪风邪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只关注权力斗争、个人享受(包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等。

　　正，主要是指浩然正气，从吏治角度上说就是主政者将关注注意力主要放在民生问题上以及如何保住政权上。

　　稳，则包括两种。若是邪气居主，那么国不长久;若是正气居主，国家绵延不绝。

　　邪正稳的争夺是连贯的，只要其中一个环节没有继续流转，那么其结果就是国破家亡。而且。他的流转过程次数越多，其立国时间越久长。

　　这个“邪正稳”的引入，构筑的“生命周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民生、政权角度来思考国运问题，对于当今乃至未来都具有可操作价值。按照传统的“生命周期”理论，国力快速上升就可以认定是国运的“成长期”，然而，晚明从国力上说，很了不起。其gdp在国际上绝对是数一数二，在军事上打败过日本、葡萄牙等东西方侵略军，也不算差。但为什么，他最终还是被农民军推翻了，从而让清军得了个大便宜?

　　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表面上看，晚明的各类经济指标、文化指标进入了二次“成长期”内，但因其邪正稳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从而实际上它进入了“衰退期”。民生问题上洪武荒政体系遭到彻底破坏、经济贫富差距过大、土地兼并造成的流民问题极端严重、沿海地区百姓无法合法生存等。在政权保卫上，居官有同贸易，官场成了商场，官员们各个只按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利益最优化进行着权力斗争;财政收入大范围流失到官僚商人、走私犯等口袋中，致使财政困难等等。

　　由此，邪正争夺期内邪气居于主流，因为突如其来的瘟疫、自然灾害、清军入关等直接打破了这种稳，从而使得这一运转规律无法运转下去。

　　从明朝整个历史看，朱元璋父子时期(1368年—1424年)的56年，可以说是朝代的定顶期;从洪熙到弘治(1424年—1505)的81年，可以说是明朝的成长期;自正德元年(1506年)到万历二十年(1592年)的86年，可以说是明朝的成熟期;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51年可以说明朝的衰退期。

　　将上述时间段再简单地划分只两种的话，即上升期、下降期。从1368年到1505年为明朝的上升期，从1505年到1644年为下降期。

　　唐伯虎(1470年—1523年)正好是两个时代的见证人，他见证过成化、弘治的明君时代;又见证过武宗时代的昏庸，他为武宗的死暗中叫好，但却不想迎来了一位更加不作为的帝王——嘉靖。明朝进入了正德、嘉靖六十余年的昏暗时期。

　　小人物唐伯虎与他那个大时代

　　我们对唐伯虎应抱有着深切的同情，因为，他虽然是天才，但与皇帝相比、与时代相比、与权臣相比，他仍然是小人物。在他生活的时代，正是“邪正争夺期”的关键时间段，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唐伯虎受到了地域环境的影响，在后世看来的一些邪气——如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奢侈之风、文人极度好财等在他的身上都有所体现，他是拆解旧时代大厦的旗手。但明朝最终亡国，并不能放在唐伯虎等文人身上。否则，我们就会步清初知识分子总结明亡教训所走的错误，竟然将亡国的责任推给文学流派。他们虽然目标只错了，但指向的内涵却是对的。

　　明并非亡于物质，而亡于民族进取心已经消失。人们都在为各自的个、金钱、享乐而奋斗着，再加上当时全国人民浓重的“经商”思维，不仅仅导致了官场如商场，更是各行各业皆是商场。玩个、奢侈、享乐最明显的代表就是玩命娱乐业的高度发达，但这种发达从何时开始呢?就是从唐伯虎时代开始的。而唐伯虎之后的120多年时间，竟然没有一位位高权重的大人物进行过有效规制，任凭国运溃败下去。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悲剧。

　　唐伯虎时代的玩个、奢侈、享乐尚有一些积极作用，那就是打破了等级观念，人们开始用一种物质上的平等来代替不平等的世间，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但问题是，唐伯虎只是一半儿的身子在新时代(下文该词出现时，即代表了玩个、奢侈、享乐为明显时代特征的意思)，一半儿身子在旧时代(传统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他的生活很苦，精神很苦。

　　而本人之所以选择唐伯虎作为本书的主人公，价值就在此处。时代转型的典型特征就是对转型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怀，作为有时代责任感的人来说，如果在愤懑之始，厘清问题所在，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才是重要的。如果人们都不愤懑了，正如晚明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那么，转型其实已经完成了。只不过，是失败的转型。

　　在那个，转型时期中，唐伯虎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天才式人物。他在诗词歌赋、散曲、文学著作上的地位都颇高，影响深远。例如《红楼梦》和作者曹雪芹就有他的影子，例如他的画作影响后人，例如他的散曲直接催生了后世的二次繁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却发现：这些却都离不开明朝的畸形娱乐业的发展。而明朝畸形娱乐业的发展，则是明亡的一大诱因。

　　作为一名卖画为生的小商人，他摆脱了二十年前以谈钱为耻、卖作品为耻的精神束缚。与祝枝山一起，说钱是他们的“精神”(就是我们常说的做什么事情都要有精气神);他的画的主顾，青楼业是一大群体;他谱的曲、填的词的购买者许多是青楼的从业者;他的诗，也有很多是为青楼从业者所写;他的另外一个谋生之道——写小说，又是色情小说。那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人呢?在封建社会，他为何如此离经叛道?

　　也许，你会说他无耻，但细究一下他的生平、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小人物，尽管他是天才，但在大时代下，他也只能顺从。其实——

　　唐伯虎，我们对他似乎极为熟悉。但其实，我们对其极为陌生。

　　唐伯虎，我们对于他的一生似乎很明了。但其实，他的一生神秘而又模糊。

　　唐伯虎，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很快乐、诙谐。但其实，他很郁闷、悲哀和伤感。

　　他用自己的哀鸣，换来了人们对他的万世怀念，因为这种怀念中包含着对我们自身的激励。但其实，他生前早就预料到了一切，对于今日的他，他会坏笑着说道：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

　　正如今天分析、批判他的我一样，我将其看作旧时代废墟前，时不时回头向前奔跑着的瘦小老头儿，出乎意料地被我搡到了前台。当然，我也准备着迎接板砖的来袭。吁——

　　老规矩、老传统在正德皇帝的表率作用下，在繁荣的白银帝国形成过程中，逐渐地被彻底打破了。在破的过程中，新规矩、新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最终一切繁华灰飞烟灭。

　　唐伯虎就是吹响这一过程号角的先锋。

　　我们对他的了解尚不够。他从来没有被官方神圣化过，神圣化他的一直而且可能永远是民间。因为在他的身上涌动着一种躁动，这种躁动的破坏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危害很大。因为这种躁动的基因是对人解放的追求，稍有不慎就会对秩序产生威胁。那么，民间何以对他青睐有加呢?

　　原因就是，他像我们普通人，我们的毛病他都有，但他却是个天才，因为我们都幻化为他。晚明社会，几乎人人享乐、人人奢侈、人人自我、人人游戏人间，但是，当烽烟起、天地崩瘟疫起之时，一切灰飞烟灭了。

　　如果把明朝分为两个阶段，国运上升期和下降期的话，成化弘治时期是转折点。武宗则是下降期的开始。唐伯虎正好生于成化时期，成长于弘治时期，成熟于武宗时期。唐伯虎是一个悲剧人物。

　　万历时期，这种畸形的娱乐业和经济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而万历时期所体现的问题，其实在成化、弘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之所以选择唐伯虎作为本书的第一主人公，其根本就在于在某些方面唐伯虎是后世某些方面的引领者。唐伯虎的生与死的五十多年，是古代秩序逐渐瓦解的过程，而唐伯虎就是亲自动手拆除这一秩序的人。他与明朝的娱乐业、经济有着割不开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拆解旧秩序的人，一方面他又受旧秩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