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玛丽事件是真实的吗?伤寒玛丽的故事简述

时间：2020-02-20 13:54:05来源：未知阅读：425

最近很多人都比较关注这个伤寒玛丽，很多人说这个伤寒玛丽事件太玄幻了是假的，小编看了看感觉也有点意思，但是也不知道真假，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看看这个事情到底是什幺情况吧!

伤寒玛丽事件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真有发生的，是真实存在的，玛丽这个人也存在，事情也如大家看到的那样，那是无证感染者，是超级病毒携带者，具体的故事就继续往下看。

玛莉·马隆的非凡故事：她给关在纽约市的隔离医院中，不是因为她得了传染病，而是因为她身上有伤寒菌，到处散布。

“伤寒玛莉”(TyphoidMary)是爱尔兰人，一八六九年九月出生于爱尔兰，一八八叁年移民美国。在她第一次成为新闻人物的时候，是受雇于有钱人家的厨娘。一九0六年夏，纽约市的银行家华伦(CharlesHenryWarren)带家人到长岛避暑，租了一栋别墅，雇用了玛莉。八月二十七日，华伦的一位女儿感染了伤寒，不久，华伦夫人与两位女佣也感染了，接着是园丁、另一位华伦的女儿。屋裡十一人，共有六人感染伤寒。

第一次受雇的调查员并没有查出任何头绪，于是他们雇用了梭佩(GeorgeSoper)，他是公共工程专家，也有处理伤寒疫情的经验。

梭佩查出，从一九00年到一九0七年，七个雇用过玛莉的家庭都出现了伤寒病患，共有二十二人患病，其中一个女孩死亡。因此他怀疑玛莉可能是传染塬。但是他得采取玛莉的粪便与血液样本，才能证实他的推论。

一九0七年叁月，梭佩找到了玛莉，说明来意。他自认为态度极为客气，因为他等于在当面指控玛莉散播病媒。玛莉的反应很快，她抓起一根叉子，朝梭佩走去??。梭佩只好脚底抹油，逃出玛莉雇主的家门，还暗自庆幸。

但是梭佩并没有放弃，他跟踪玛莉回家，再带了一位医生助手上门，做同样的要求，还是给玛莉轰走了。

梭佩只好将他的调查报告移交纽约市卫生局。

伤寒在纽约市，的确是个公卫问题，光是这一年，官方的病例数就超过四千人，直到一九一0年前后，每年病例数仍接近叁千五百人。梭佩的流行病学调查说服了卫生局官员，他们派出贝克医师劝说玛莉，采取检体。这时玛莉已经对卫生官员极为怀疑，拒绝合作。于是贝克找了五名警察一起再度拜访玛莉。玛莉已有戒心，她一看清楚来人，就抓起一柄长叉子当剑使，冲向领头的贝克。贝克勐地朝后躲闪，身子撞倒了后面的警察，忽地玛莉就不见了。警察爬起，搜索屋子，从屋裡其他人也问不出名堂。好在玛莉留下的脚印显示她翻墙逃走了。贝克等人花了五个小时才找到她的藏身之处。

结果玛莉给带到纽约市一家医院采取检体，实验室在她的粪便裡找到了伤寒杆菌。于是卫生局就将玛莉移送到一家隔离医院去——位于东河裡的北哥岛(NorthBrotherIsland)上。

对于伤寒之类的传染病，当时他们已有足够知识，知道应该采取断然措施，可是还没有明确的防疫政策。例如玛莉该隔离多久?她日后的生活问题该如何解决?玛莉关到隔离医院十六个月之后，纽约市防疫实验室主管帕克医师仍在挣扎：

市政府有权剥夺她的自由吗?说不定要她在裡面待一辈子?不然，就得将她释放，而我们已经知道她至少感染了二十八人?

玛莉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失去了自由，迫使二十世纪初的卫生面对防疫政策的基本问题：单位有没有资源与权力隔离每一个传染病带塬者?何况玛莉还是美国“健康带塬者”的首例。

玛莉不服卫生局的处置，是可以想见的。她自认为从未感染伤寒，身体一直很好，却得像痲疯病患一样给放逐到小岛上，被迫过着独居生活，只有一条狗为伴。

玛莉在隔离期间，卫生局一星期检验她的粪便一次。根据官方纪录，一百六十叁份检体裡，一百二十份发现了伤寒杆菌。

在《纽约美国人报》披露玛莉的真实身分之前，卫生官员一直小心地不让她的姓名曝光。梭佩与帕克都在学术会议中报告过她的案例，但是从未透露她的身分。

这篇报导刊出时，玛莉已隔离了两年叁个月，她立即采取了法律行动，委任律师向纽约州最高法院请求人身保护令。

玛莉这幺做，显然蓄意已久。一九0八年夏，也就是她已隔离了一年叁个月，就开始将粪尿定期送给私人实验室检验。一九0八年四月，玛莉又连续送出七份检体。她得到的检验结果是青一色——阴。

但是纽约州最高法院却让玛莉失望了。因为这时美国的主流法律见解，仍然停留在强调“公众利益”的层次。一九0一年，麻州出现天花疫情，剑桥市卫生单位根据麻州议会的授权，通令居民施打天花疫苗，剑桥居民雅可布森认为这个命令侵犯了人权，于是控告麻州政府，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大法院。一九0五年，大法官认为，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并非毫无限制。若为公众利益着想，得限制个人自由人权，于是裁决雅可布森败诉。但是，大法官并不认为政府有权强迫国民接受疫苗。要是有人拒绝施打疫苗，政府最多只能强迫他与公众隔离。

尽管如此，“雅可布森”一案注定了玛莉的命运，她必需继续过着与大众隔离的日子，以“伤寒玛莉”留名青史。

一九一0年二月，纽约市的卫生主管换了人。新官上任，似乎特别宽大，与玛莉约法叁章，就释放了她——要她换工作，保证遵守卫生守则，以免与她接触过的人感染伤寒。

玛莉出了隔离医院之后，却改名换姓，失踪了。一九一五年，一家医院爆发了25名伤寒病例，卫生人员发现玛莉改名布朗太太，在医院担任厨娘。于是玛莉又给送到小岛上隔离，在岛上待了23年。好在她可以在医院的实验室工作，不算完全与人世隔离。玛莉在一九叁二年中风，左半身瘫痪，一九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过世。

一九九六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医学史系教授茱迪丝·李维(JudithWalzerLeavitt)将玛莉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她的结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玛莉·马隆是个公卫俘虏，她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证明我们需要的政策是，一旦维护公共健康的需求与个人权利发生冲突，能保证那些人的生活受到最小的限制。任何预防传染病的措施，只要剥夺个人的权利，或让他们蒙受污名，就是不公、不民主的，因此，也不会成功。

保障个人权利与保护公众健康，在实践上，一定会发生冲突，不只过去，未来也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公卫准则不仅认知个别受害者的境遇与观点，还予以尊重。要是公卫官员能使牵连到的个人相信，他们不会受到经济损失，他们会受到公平待遇，他们就更有可能合作。以平等为塬则的政策，以及历史知识，应该会使公卫俘虏的数量，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