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明清官场如何反奢靡之风

时间：2016-12-25 10:21:47来源：网络阅读：231

　　唐代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四月十八日，一个题为《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的诏令自上而下颁布全国，要求各级官吏立即刹住车服宅第互争豪华的奢侈之风，“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敢继续犯规者，御史马上劾奏。

　　此前此后，像这种以惩革积弊、振刷风气为取向的倡俭黜奢，还有汉代昭宣中兴、明代弘治新政、清代嘉庆维新等多个历史片断，利钝得失，异同互见，正可合并观照。

　　“经济富足—奢侈享乐—贪污腐败”的内在逻辑

　　历代倡俭反奢的缘由，几乎都是因富启奢、由奢滋腐、乃思惩革除弊的规律。以西汉为例，汉初国穷民困，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只能乘牛车。后经文景之治，国家财政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日渐富足，于是“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今非昔比，京师储币累百巨万，太仓陈粟充溢露积。钱太多了挠心，“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到处兴造楼台馆所、豪华车辆，乃至谁若驭行母马便遭人耻笑。如此折腾的后果，不仅是海内虚耗，还败坏了吏治与风气，司马迁所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感叹，以及昭宣新政的推行，皆由此而来。

古代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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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打江山的胜利者多能记取“成由勤俭破由奢”的教训，因而大都注重“制奢俗以变俭约，止浇风而反淳朴”，其主要手段就是用法令制度的形式，对广大臣民的各种消费行为加以严格的规定。不同品级的官员，居、行、服、器各有定式，不许僭越;典礼、巡行、差出、宴饮等各种职务消费，也都有相应规定。

　　不过从历史上看，好像任何一代 “舆服制度”的执行都很难摆脱前紧后松的通例。随着生活富裕，奢侈之风滋生蔓延，住房、乘车、服饰器用等多有违规。更有不少现任官员利用职权以逞奢华。公吃公喝时时可见，“虽有禁例，多不遵守”，凡欢迎到任、接待差使等种种名义，大都“制备酒席、礼物，互相好盛，用度无节”。有一份写于明成化十五年八月的奏疏说：各地有司“多有妄兴造作”，重点都是修建气势奢华、起居舒适的机关楼所，“无故改造衙门，欲其壮观，增修公廨，取便安居”;同时自家的豪邸也一幢一幢盖了起来，基本门径都是借公家建筑之名，“多派行木灰瓦，私下克落，盖造自己私宅，斗富夸能，动岁经年，不知停罢”。这种利用公权牟取私利的现象在清代乾嘉时同样常见。嘉庆皇帝说，“朕闻向来兴举大工，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且有倡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

　　官场中“奢靡相尚”的最先效应是上下追求享受，层层耽于安逸，对公务活动因循塞责，以致“懒政”蔓延。汉宣帝抱怨地方政府年终述职虚应故事，“具文而已，务为欺谩”，而职在考核监察的相、尉、御史等有关部门居然也“不以为意”。唐文宗说 “如闻诸司刑狱例多停滞”，衙署形同虚设，案牍大量积压。嘉庆帝痛论 “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当时有个来自湖州的学者沈垚在北京官宦家做家教，由此得以对京师官场作近距离观察。据他在与友人信中所写，京师里官员聚会，从无一人言及四方水旱，大家都在忙应酬，结人脉，跑官缺，“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同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全都交给胥吏办理，自己只管画诺签名。“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追求感官享乐。

　　以上这些“光鲜”场面，都需要有财力支撑，仅靠 “廉俸”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官场奢靡相尚而致政风衰颓之后，必是贪风兴起，吏治腐败。唐文宗朝反奢诏书说：“车服第室，相高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明孝宗朝反奢诏书说，“盖奢侈则用必多，用多则财必不足，财不足则贪暴行”，都是对因奢启贪之内在逻辑的精辟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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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革新从抑奢崇俭入手

　　因奢滋腐，百弊相生，所以历史上的“锐意惩革”，多从抑奢崇俭、振刷风气入手。唐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以慈俭为宝”，除了立即停建或拆毁御马坊、马球场等一应建筑，对皇家戏剧音乐歌舞娱乐等单位大加裁减外，还明令改革皇帝巡行的应接礼仪，不得陈设花蜡，不准结彩华饰，也不许拆毁民众坟丘以拓宽道路等。明孝宗从即位起便以革除奢弊、节用恤民为急政，“内外衙门修建寺塔、庵观、庙宇、房屋、墙垣等项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止，不许擅自移文兴工，违者治以重罪”。还多次取消上元、端午、冬至、庆成等节日官宴，“以节钱钞”。嘉庆一朝反对奢华，尤称雷厉风行。亲政伊始便革除了严重败坏官风的进呈古玩器物的积年大弊，违者以抗旨论。颁旨罢贡玉石后，“一时珠玉之价，骤减十之七八”。

　　欲求惩弊黜奢的长效，必须加强对相关制度的维护。唐文宗说 “理道所关，制度最切”，就是这个道理。本文开篇提到的《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在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的同时，坦言“积习流弊，余风未革”，并指出主要原因便在于“有司不禁”，制度废弛。鉴于违规现象普遍，而且现行舆服制度多是玄宗时期修订，迄今已有一百多年，不少细则同现实脱离，文宗遂特命尚书左仆射王涯主持对这些制度重加整理。王涯在综合各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律令格式，结合现实情况，拟成一个《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内容包括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对于官员各依品秩高低、职事繁简的不同待遇，皆有具体的限制规定。大和六年十月七日，该《制度条件》经唐文宗诏准生效。翌年八月唐文宗又诏令“百官士族”必须遵守这个制度，“如有固违，重加黜责”。

　　反对奢靡之风，重在提倡勤政实政

　　反对奢靡之风，加强制度维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消费的抑制。关于这一点，唐文宗在批准王涯所奏《制度条件》的诏书中讲得很到位：这些制度的目的，在于借“务从俭朴”以清除“颓风”。所谓“颓风”，特指因奢侈而导致的颓败的官风政风。从史料记载看，汉唐明清振刷风气的历史样本，都毫无例外地把抑奢倡俭的成效，落脚到惩革虚饰怠惰、提倡勤政实政上。

　　汉代昭宣之治的实政特色，史家已有“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津津称道。本始三四年间，各郡国连遭旱灾，中央除了免除受灾地区租税劳役，并及时遣使对贫困户赈济外，还对乐府等吃财政的文艺单位实行裁员，“使归就农业”。宣帝还有个特点，不为虚假套话蒙蔽，也不为谀谄媚言迷惑。听取地方官员汇报，“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有个益州刺史王襄，找人创作了《中和》《乐职》《宣布》三部曲，热忱歌颂宣帝开创“天下和平，四夷宾服”新时代，因而“屡蒙应瑞”的“盛德”，组织青少年合唱团进京演唱。宣帝摇头说：“吾何足以当之哉!”下令将合唱团退回益州。这种不尚空谈、勉干务实的思想作风，对官场正能量的释放很起作用，“汉世良吏，于是为盛”，涌现出许多被誉为“循吏”的实干家，“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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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文宗和汉宣帝一样以勤政务实著称，即位后严格遵守按时主持朝会的制度，每次都很晚才退朝。曾经与宰相郑覃、李石一起协商如何整治各部门工作拖拉效率低下，李石认为这都是官吏生活安逸、无所事事造成的结果，郑覃也说“三十年已来，多不务实”，建议“丕变风俗，当考实效”。由是决定“振举法度”，包括加强任职考核、重视施政实效、严肃风纪监察等一系列措施。尚书左丞韦弘景纠举吏部授官不公，吏部尚书、侍郎俱受处分，有六十七人被取消任官资格。将作监王堪因太庙修缮懈怠废职，拖成一年多的烂尾工程，被扣罚俸禄，免去职务。还有翰林学士薛廷老因“终日酣醉”被罢职，桂管观察使裴弘泰因赴任迟滞被降职。

　　在明代，弘治帝也许是太祖、世祖之后最为勤政的君主，几乎每天主持朝会，因早朝时间太短，再开午朝，此外还通过日讲、经筵、召对等增加咨访议政时间。为扭转官场中拖沓怠惰的风气，最高当局给六部、都察院等中央部门处理政务的时间规定了程限：“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复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须行查者，无过十日。”又向地方官发布书面指示：“凡尔有司，莫非天职，勿以一事不修为无损，勿以一民不获为不足忧，勿以一郡一邑不安为无害于治。”当时对官员的政绩考察，都一再强调“务得实迹，不可偏听枉人”——官员的进用斥退，全看你怎么做，而不是听你怎么说。备受史家称道的“弘治新政”，正是靠这种勤政务实之风造就的。

　　扭转奢靡之风中的正能量和负能量

　　无论除奢返俭还是惩虚崇实，凡振刷风气，都不能缺少庙堂高层欲正他人先正自身的表率作用。唐文宗不仅本人衣食俭朴，厉行节俭，还要求皇亲国戚和上层官员“皆务俭薄，率先兆人”。其女儿延安公主只因所穿衣裙宽大费料，即以“衣服逾制”遭到面斥，按照各人管好太太子女的原则，连累驸马窦澣被扣两月俸钱。明代陈洪谟历仕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孝宗励精图治，认为弘治时期宜称“治世”。在他所写的《治世余闻》中提到，弘治皇帝勤政，带动了凡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大小官员，都积极赴会。机关里谈话，说起早朝话题，有应答不上的，就会被视为懒货，“人自愧悔，蓋有不令而自不能安寢者”。先后辅弼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等大臣，亦多为气正风清的楷模。以王恕为例，据熟悉他的官员说，有一次王恕的儿子从故乡三原来北京探亲，“只如贫士，止骑一骡而已”;王恕把闺女嫁给一个姓宋的国子监学生时，只从市井雇了一乘双人小轿，国家给父亲的待遇，闺女没沾上一点光;王恕太太拿二两银子托云南的官员买颗宝石给女儿做首饰，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让老头子知道。从讲述者充满敬佩的口吻看，可知王恕传递给朝士们的多是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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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正能量，自然也有负能量，振刷风气的利钝迟速，便是两种能量的此消彼长。比如唐文宗的宰臣们对皇帝带头“恭勤节俭，冀革其风”的成效，有个客观评价：“陛下节俭省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听话听音，距真正“绝其侈靡”还远，主要是因为亲贵外戚这个特权阶层在释放负能量。正史记载，王涯主持制定的《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经文宗批准颁发后，马上引引权贵们的激烈反对。监督法令实施的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杜悰不敢得罪这些人，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先拣比较容易实施的部分推行，其他则放宽限制。结果，“事竟不行，公议惜之”。相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明代：弘治元年朝廷就诏令内官不许僭穿蟒衣，其后又两度重申禁令，直到弘治十七年，皇帝仍在向阁臣抱怨，“内臣僭妄尤多”。即如《明史》所言：“孝宗加意钳束，故申饬者再，然内官骄恣已久，积习相沿，不能止也。”所以不仅编织笼子不易，想把骄纵惯了的人关进笼子也难。

　　积习难改、抗令违禁之外，还有见风使舵、弄虚作假的。嘉庆帝倡俭反奢时，皇族中有个叫昭梿的私下写道：“今上复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减驺从，深衣布袍……以自诩其节俭。”并具体点出什么人什么人，都是声色自娱的底子，眼下仅仅是为了迎合“今上”才装模作样，“亦一时风气然也”。等风头一过，故态复萌或当不免。由此看来，怎样才能使改变风气的一时成效转为常态化、长效化，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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