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超越法律的免死金牌：免死金牌什么时候出现的

　　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皇帝为了拉拢臣子，保证臣下的人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统治，将一些带有奖赏和盟约质的凭证发给自己的功臣和忠臣，以示宠幸，这些凭证类似于现代普遍流行的勋章(或奖章)，只不过其形制稍有不同内涵较为宽泛。其中有一部分凭证尤为特殊，皇帝为了表彰一些功臣的杰出贡献，它上面的文字主要著录受赐者的显赫功勋，颂其美德，是镌刻在铁制的器物之上，赋予了功臣所在家族以后犯下杀身之罪时，可免去刑责，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通过授予一定凭证来体现，起到向全社会的公示作用，这种凭证，就是大名鼎鼎的丹书铁券。

　　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小旋风”柴进有一件护身护家的宝贝，名叫“誓书铁券”。

　　“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 誓书铁券’，无人敢欺负他。”

　　(第七十一回)第五十二回，写柴进被知府高廉抓进衙门，柴进说：“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后，家间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此回的另一处，则称之为“丹书铁券”。

　　这样一块护身的“宝贝”，因为其具有免死的特权，所以民间又把丹书铁券称作是“免死金牌”。连死罪都能免，更何况其它的法律呢?因此，丹书铁券除了为持有者带来无上荣光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隐形特权。

丹书铁券

　　我国古代“丹书铁券”制度始于汉代。据史料载，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刘邦建立了汉王朝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帛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这是有关丹书铁券的最早记载。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契”，即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的凭证。“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以金为匮，以石为室，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

　　铁券的出现决不是孤立偶然的因素，而是有它的渊源和原因。

　　铁券具有盟誓信诺质，因而铁券的出现与古代的盟誓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谓盟誓，是指人们用言辞共相约束。盟誓由来已久，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那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生命等认识有限，人们产生了灵魂不灭、万物有灵的原始世界观。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使盟誓的存在有了思想基础。与盟者向神灵祖先祷告、订约，并发誓遵守。利用鬼神的威力加强盟誓的双方的约束力。《诗·卫风·氓》中云“信誓旦旦”。在盟誓的过程中司盟或诅祝要撰写盟誓的言辞，即“载辞”，并将盟辞记于简册上，作为凭证。之后，“既盟则贰之。”可见，盟誓的载书有两份，一份作为存档的副本收藏保存，以后若有纠纷，以为凭据。另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盟誓虽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产物，但其实质是为统治者政治服务的。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中央权威、维护社会稳定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所以，盟誓制度一直被后世沿袭。铁券是盟誓制度演变的一种新形式，丹书铁券作为盟誓制度的文化载体之一，同样也是分为两部分，受券人与朝廷各执一半。

　　铁券自肇始后，名称亦有所不同。西汉时，称之为“丹书铁契”，也称之为“符”。史载：“迹汉功臣，亦皆割(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汉书·高帝纪》载，“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从“铁契”这个名词来看，体现了很明显的盟誓契约质。而将铁券称之为“符”，也是侧重于铁券作为盟誓信物的特征。可见，在西汉初期，“丹书铁契”和“符”称法上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东汉时已称之为“丹书铁券”了。东汉初，博士祭遵给东汉光武帝刘秀上疏中说：“昔高祖大圣，深见远虑，班爵割地，余下分功，著录勋臣，颂其德美……丹书铁券，传于无穷。”从这段材料推测“丹书铁券”最晚在西汉末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名称自出现便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今。

　　在“铁券”诞生之初，还无免罪和免死等许诺，仅作为一种加官进爵、封侯纳妾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常因细故获罪，直至被处死。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颁发给皇室宗室、亲近大臣的“铁券”是作为护身防家之用。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颁发“铁券”已较为普遍。隋唐以后，颁发“铁券”已成常制，凡开国元勋、中兴功臣以及少数民族首领皆赐予“铁券”，也给宠宦、宦官颁发“铁券”。到宋、元、明时期，“铁券”颁赐逐渐趋于完备。

　　现今玉存的五代吴越王钱谬的铁券最为珍贵。它是唐昭宗李哗乾宁四年赐给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钱谬的,以奖赏他打败董昌保全浙江的功劳。

　　钱鏐，唐末临安人，刚出生时，因为相貌异常丑陋，父母就想把他丢到井里淹死。婆婆心中不忍，就把他救了下来，因此，人们平日都叫他“婆留”。直至发迹后才改名与“留”同音的“鏐”，叫作钱鏐，钱鏐年轻时以贩私盐为生，后来吃粮当兵，由于打仗十分勇敢，逐渐做了将领，并且越做越大。先后败王郢，破黄巢，平刘汉宏，擒董昌，战功赫赫。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封他为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赐以铁券。券上刻唐昭宗的诏书，诏书全文共333字，全部用黄金镶嵌。诏文主要褒奖钱鏐削平那个自称罗平国王的威胜军节度使董昌，称赞他“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

　　钱鏐本来是董昌麾下的一员骁将，董昌僭称尊号，封他为两浙都将，而钱鏐并没有接受董昌的“伪命”，却反戈一击，擒董以献朝廷。

钱镠铁券 丹书铁券

　　唐朝到了昭宗的手里，基本上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时候了，地方藩镇的势力远远大于朝廷的势力，真正听朝廷指挥的藩镇实在少得可怜，昭宗已成了一个挂牌子的皇帝。因此，钱鏐的这一举措使他高兴得不得了。他要把钱鏐当作一个榜样树立起来，诏书中称许钱氏的话真有些“热情洋溢”。有一段话，意思是说，我赐给你这枚刻着金字的铁券，向你宣誓保证:哪怕长江、大河有干涸得像带子那么宽的时候，泰山、华山有变得只有拳头一样大的日子，但我却永记你的功绩，使你们钱氏一家世袭荣宠，永保富贵。今后如果你自身犯了大罪，可以免除九死;子孙犯罪，可以免除三死。若是犯了一般的罪行，有关部门不得追究。难怪当钱鏐接受这个铁券时，被感动得哭了起来，说道:“我才46岁，就受皇上如此厚赏，恩重难报啊!”并以此谆谆教导自己的子孙:“要谨当日慎一日，诫子诫孙;不敢因此而累恩，不敢因此而贾祸。”

　　没有多久，李唐王朝就灭亡了，钱鏐自己经营了吴越国，铁券即被供于祖庙。以后赵匡胤统一全国，建立了北宋，钱鏐之孙钱俶向宋纳土称臣，诏于开封居住。但铁券仍留在杭州钱氏祖庙。淳化元年(990)，宋太宗命杭州守臣将铁券送到汴京，太宗观赏后仍将其赐还给钱俶之子钱惟濬，惟濬死后交钱惟演，铁券遂收藏于京师昭化坊赐第。钱惟演死后，铁券交由其仲子钱晦保管，继而又转给惟演之孙钱景臻保管。其间宋仁宗、宋神宗都曾专门观赏过铁券。北宋末金兵入寇，钱氏举家携券南逃，到了南宋绍兴年间，钱景臻的儿子荣国公钱忱侍奉他的母亲秦鲁国大长公主(宋仁宗的第十个女儿、宋英宗的妹妹)避地临海。宋高宗赵构即命于台州赐第，第在临海城内美德坊。钱氏铁券从此“落籍”台州，成为台州钱氏的“族宝”。德祐元年(1276)，元兵攻破临海，钱氏有个家人带上铁券南逃，途中落入黄岩泽库。

　　时隔56年之后，亦即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有个渔人在黄岩泽库(今温岭泽国)地方撒网打鱼，随网捞得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渔人也不知是什么宝贝，就用斧子斫了一斧，从斫开的斧痕中看来看去，既不是金，又不是银，只是一块黑铁，觉得没有什么用处，便将其丢在屋子的角落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渔夫的邻居——一个老学究看到了，他见铁块上有字，虽然并不知道钱氏铁券的价值，还是按铁的价钱买了下来。当然，渔夫和学究都不知道这333字是用黄金镶嵌的。后来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钱氏十四世孙钱世珪。世珪花了十斛谷子换回了这块铁券，这一宝物总算重又回到了钱氏手中。可惜的是，只因浸水太久，嵌在后半段的金字大多都剥落了。

　　钱氏家传的铁券还有一段逸史。钱谬因功得券,深感皇恩浩荡,一直把铁券奉为命根子而着意保管。但到了北宋开国后,昊越国已不能独立存，当时的吴越王审时度势,决定纳土归降,宋室优礼相待，钱氏铁券在北宋新王朝中依然有效,故其子孙历代得以封王赐爵。南宋高宗朝,还令钱氏将铁券送到朝廷亲览之,后又御赐宅第,供铁券之藏。从这些记载来看,宋代的铁券基本是袭唐制的。唐代的铁券已经完全用金填字,它实际上正名应叫“金书铁券”。

　　自铁券制从汉初肇始后,历代帝王总是把它作为“固皇权” 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因为帝王们的贤愚不同,喜恶差异大,所以由铁券也引发了几出悲喜剧。

　　南北朝时,割据势力对峙,城头经常变幻大王旗。史载,北魏巴州刺史“始欣恐获罪,阴来请降，梁武帝遣使以诏书、铁券衣冠等赐之”。结果梁武帝不损一兵一卒,就扩大了自己的兵力和地盘， 后人评论说：“盖铁券之力也。”

　　唐德宗时期，中央集权衰弱,藩镇雄悍崛起,不听皇帝调遣。当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不获朝见,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谕旨加太尉,赐铁券。怀光怒甚,投券于地曰‘人臣反,则赐铁券,今赐铁券,是使反也’”结果皇帝想用高官、铁券笼络也不奏效,反而加速了李怀光的反叛。李怀光叛唐不久,因失人心，终为部将所杀。

　　五代时,后唐庄宗灭后梁颇得力于大将朱友谦,庄宗曾亲“赐之铁券,恕死罪”。但事态的发展,令庄宗一改初衷。后来他听信奸侈的谗言,逐渐感到朱友谦有反骨,终于捏个罪名,将朱本人及其族人200余口一并斩绝。朱妻张氏临刑,要刽子手从腰间取庄宗所赐的免死铁券,嘶声呼叫：“此皇帝所赐也。” 抬出铁券来讨饶也无济于事,刽子手们狞笑道：“正是今上叫斩耳!”

　　厉史上还有些“功高展主”或拥兵觊觎皇权的将相,皇帝对其猜忌时,常把颁发铁券作为防范措施。辽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后,皇室权臣耶律重元握重兵,搜权威,野心勃起。道宗虽察其心迹，但“欲擒故纵”,除不断褒奖外,又“册为皇太叔,免拜不名,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复赐金券”。这枚金券恍若麻醉剂,更使耶律重元志骄气满,胆大妄为,最后被道宗抓住他的罪状,一举剪除。

　　《水浒传》第九回提到一位小旋风柴进,他是前朝周世宗柴荣的子孙。宋开国后念柴家“禅位”有德,也颁发了铁券给周世宗的后人。但北宋末年,柴进的叔父柴皇城虽有铁券在手,高唐州知府高廉(高太尉的叔伯兄弟)的亲戚殷天赐竟霸占柴家花园,并将柴皇城打死。

　　帝王常以颁赐铁券作为一种特殊的恩宠，赏赐给勋功、重臣和将帅，对维护统治者政治，社会稳定，起到一定积极的、重要的作用。铁券自出现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铁券不仅成为神圣君权的象征，也成为时人建功立业的标志和理想追求。

　　铁券是一把双刃的利剑，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免除死罪成为铁券最重要的内容和特征，用铁券誓词公然规定受赐铁券者拥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在客观上允许拥有铁券者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恃权犯法，这既体现了君权的至高无上，又与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相矛盾、相冲突。在古代封建礼法制度森严的社会，很多时候，铁券免死只是流于形式。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利益，并未真正兑现铁券免死功能，拥有铁券者的勋功之臣被诛杀的例子屡见不鲜，可见，铁券并非是万能的护身符。另外，铁券赏赐的同时还有大量物质上的奖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王朝中央财政的负担，铁券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有一句话说得极好：“不要随便相信承诺，因为承诺只有在当时是真的。”看来，即使是帝王丹书铁券的承诺，也很难保证。而在贪官酷吏恶霸地头蛇的眼里，“县官不如现管”，就像先前所说的殷天赐，当朝太尉叔伯兄弟的小舅子，纯属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就能将柴家这样显赫的前朝皇族逼到如此境地，可见，丹书铁券在某些人眼里甚至可能一文不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还真得“感谢”殷天锡，毕竟是他们使丹书铁券缺牙豁嘴，显示了它的本色，使众多有恃无恐的“金枝玉叶”不再自我感觉良好。

　　古人曾经倡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理念，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个个丹书铁券暴露出了现实生活的赤裸裸的不平等，帝王们纷纷将“丹书铁券”赐予功臣，搞“法外施恩”，“铁”了心地偏袒爱护手下功臣，无他，只是权衡政治利益之后的缓兵之计罢了。“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一旦坐稳江山，牢控权力，“丹书铁券”又能奈何?承诺是手段，争取对方信任和卖命维护自己的统治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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