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时间：2017-01-08 15:28:36来源：本站整理阅读：157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

　　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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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

　　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

　　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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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

　　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

　　邝野再三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

　　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

　　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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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

　　送少了还不行，会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三十三万公斤黄金、八百零五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二十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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