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繁荣社会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的地步？

时间：2017-01-17 10:00:18来源：互联网阅读：502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蒋德绿和皇上顶了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璟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此外，皇上还听过其它一些支持加税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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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但是，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流窜转为战略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璟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璟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璟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璟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璟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璟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璟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联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璟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后边的话还长，总之蒋德璟顶嘴，皇上震怒，蒋德璟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容许蒋德璟辞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人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钱，还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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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因此，我把它称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值催科急，县官答臂，枷于市。”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受不了打板子、戴枷示众的惩罚，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骤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释站当了释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大规模裁减骚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被裁后，又逢饥荒，李自成还不起艾姓乡绅的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泽卒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人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

　　上述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成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等等。

　　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贩济饥民。但是李继贞上奏的结果，“帝不听”。。李继贞申请赈灾的10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响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在《明季北略》卷五中，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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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造反的深广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攫取无限的权力，残酷地压榨老百姓，一直压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于是决定造反。当时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结果，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虽然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摇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大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卜算凶吉。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人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人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衙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人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明末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恶案件呢?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史载，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这里的官员竟有被扣罚傣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

　　县官催比钱粮，从根本上说是皇上逼的。上边逼下来，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我看到的材料上至少有三种办法。

　　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拿百姓开刀，最后让老百姓杀掉，这是崇祯即位前一年的事。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炯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那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有时连户部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这便有厂可以蒙混过关之机。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渴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食银，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人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蠢’，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扩充为“除五蠹”(府蠹—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蠹—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蠹—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蠹—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人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除五蠹”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后又派兵镇压，最后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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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向谷底的路途

　　一个繁荣的社会是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这种地步的呢?我想以田地价格为浮标，看一看这一长期的嬗变过程。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社会的安定与否，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百姓受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明朝正德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据说，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们一度以田为大累赘，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

　　崇祯即位后老百姓把崇祯称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么程度呢?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三》中记载：“民间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炯至十两。”表面看，这个数字太离谱了，实际上这同当时的“私派”有关。我看到明朝刑科给事中孙承泽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问题。孙承泽这样描绘地方官吏的处境：—忽然就下来了个发文，要取几千石豆和大米，几千束草，若干头健骡，若干条口袋，若干口铜锅，若干匹战马，送到某某官军驻地交纳。—州县没有办法，就先借用正铜送上去。可是摊派到村子里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赋要多。

　　私派比正赋多，暗的比明的多，这才是要害。到了公派私派和明税暗税征到十两银子的份上，地还能要么?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时候人们的反应是：“往往相率欲弃田逃走”。这就意味着，在到达崇祯死弯的谷底之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大面积的土地抛荒和流民的出现。流民是土匪或造反队伍的后备军，他们的出现又可以更多地制造荒地和流民，进一步压低田价。

　　(明)杨士聪在《玉堂荟记》卷四里痛骂杨嗣昌，说他服毒自杀活该，不死也要建议砍了他的脑袋，砍了脑袋仍然死有余辜。如此痛骂就是因为杨嗣昌建议加派。他加派的兵晌，只能加于尚未造反的地方，湖广、河南、陕西、四川这些已乱的地方根本就没法加。而未乱的地方，“一日未乱，则加派一日未已”。最后闹到天下全乱，无处加派拉倒。杨士聪描述的大体是一个恶循环，是崇祯死弯最后阶段的加速下跌。

　　以上还没有涉及工商业。实际上，工商业的财富更集中，敲诈勒索起来比较省事，而官场与乡绅联系密切，与工商业的联系却弱得多，敲诈起来的内部阻力也小得多。所以，在农村发竺危机的时候，工商业也纷纷倒闭。据统计，在山东临清，73家布店中的45家，33家绸缎店中的21家，都于17世纪初被迫关门。北京门头沟的矿工曾在1603年进城示威。苏州、松江、杭州、北京和所有重要的手工业中心，几乎每年都出现市民暴动。工商业对税率和腐败的反应比农业敏锐得多，农民以肚子的忍耐程度为底线，工商业没了利润便要破产。工商业的崩溃导致农产品市场萎缩，又会加剧农村的危机。

　　在崇祯死弯的下坡路上，明朝的官军又狠狠地瑞了社会一脚。

　　明朝的郧阳巡按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记载了明末的情景和官军的表现。他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他奉命驻守郧阳。七月初，他从长沙动身，水路到达荆州，路经襄阳，八月初六进人郧阳。一路数百里的农田里都长满了蓬篙，村落破败，没有人烟。惟有靠近城市的一些田地，还有城里人耕种糊口。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人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成为横行天下的凶狼饿虎，作恶多端，应当说是促使崇祯跌落谷底并走向死亡的成因之一。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l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憬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

　　在明朝的干部选择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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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人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人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摇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三十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响旧响。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绕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三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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