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为何会从大一统走向割据？三足鼎立形成的源头是什么？

时间：2021-07-01 14:59:01来源：本站整理阅读：131

　　嗨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星空历史小编带来了一篇关于三足鼎立的文章，希望你们喜欢。

　　汉代的察举、征辟制肇基于文、景时期，正式确立与武帝时期，其本意是想给各阶层的人才提供一条公平、稳定、宽敞的入仕途径。确立初期，察举、征辟制确实帮助汉朝统治者遴选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随着建元(公元前129年)元年汉武帝下诏“察举、征辟仅限于儒生，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均不在察举、征辟之列”及此后儒学教育的兴盛，汉代的察举、征辟制渐渐由重德演变为重“才”，至西汉末期，察举、征辟制已彻底败坏，“德、才”都变得无足轻重，徇私而举、因财而举成为常态，结果就是大量不合格的人才得以通过察举、征辟制入仕，对此，《通志·选举略》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时外事四夷，内网用度，仍募人入羊谷奴婢，得授官增秩，复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由是吏杂而多端，官职复耗废欠。

　　有鉴于此，光武中兴后，东汉的统治者开始对察举、征辟制进行改革：

　　1、东汉光武帝时期大大增加了察举的科目，根据《后汉书·左·周·黄列传论》中的记载，“(光武帝)中兴后，复增有道、敦厚、至孝、威猛、宽博、贤能、直言、独(笃)行、高节、清白等科”;

　　2、东汉明帝时期，将征辟制中辟除人才的权力下放，由皇帝辟除下放到公府(四府九卿)辟除和州郡辟除;

　　3、东汉章帝时期，针对西汉末期察举“率取年少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荒废《后汉书·章帝纪》”和“徇私而举”的流弊，提出了被察举者需年满四十岁、被察举者需要通过考试才能授官(科举制的源头)两项改革措施。

　　通过以上这些改革措施，我们不难发现，东汉初期的光武帝、明帝和章帝三代帝王都想力促察举、征辟制回归确立初期的本意，但是由于三十二功臣和一百余列侯等东汉开国勋贵集团势力保存较为完整，并且他们都迫切想要利用察举、征辟制的败坏维持家族对权力的世袭，所以从建立之初，东汉内部就存在着一支期望维持察举、征辟制的败坏局面并反对任何想要进行察举、征辟制改革的强大势力。

　　中元二年(公元57年)，东汉第二位皇帝明帝刘庄在继位后所下的第一道诏书中就说：“: 今察举不实，邪侯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有司得奏罪名，并正举者。(《后汉书·明帝纪》)”由此可见，光武帝增加察举科目的改革措施未能扭转察举、征辟制的败坏，所以才有了明帝、章帝时期新的改革措施的出现。

　　然而，新的改革措施依然没有什么用，不仅章帝时期的改革措施施行不久即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北废止，明帝时期下放辟除权力的措施更是给东汉的大一统局面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此后的东汉在察举征辟制的败坏上越走越远。

　　和帝时期，东汉出现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更加剧了察举、征辟制的败坏，以至于《抱朴子·审举》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为泥，高帝良将怯如鸡。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并州、凉州地区发生羌胡叛乱，大将军邓骘力图放弃凉州，虞诩为了维持东汉对凉州的统治，就向安帝建议：“宜令四府九卿，各辟(除)彼州数人，其牧守令长、豪杰子弟，皆除为郎官。”安帝接受了虞诩的建议，遂下诏“四府九卿、州郡辟除的属吏经荐举后可以直接进入朝廷任职、或是担任郡县长吏”。由此，开启了东汉四府九卿利用辟除在本州本土培植私人党羽的局面，而这些私人党羽又可以利用辟除垄断本州本土的人才选拔，明帝时埋下的那颗定时炸弹终于在此时被按下了倒计时按钮。

　　东汉顺帝时期，贵戚、四府等二千石大吏居然明目张胆的将自己想要提拔的人选通过书信告知州郡长吏，而州郡长吏对此丝毫不敢违背，当时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后汉书·种暠列传》中的记载窥斑见豹——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欲谓之日：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四府九卿书命，不宜相违。

　　东汉桓帝时期，察举、征辟制已彻底沦为贵戚、四府等二千石大吏培植私人党羽的工具，“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那些真心想为朝廷选拔优秀人才的官吏(耿介不同于俗)则“不得升进(《后汉书·王符列传》)”。

　　由此带来的恶果就是东汉桓帝以后，拥有察举、征辟权的举主与被察举、征辟的举子之间已经结成了相当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甚至举子视举主为君父的现象也成了一种常态，其具体表现有三：

　　1、举主亡故，举子主动前去奔丧，有的甚至还会服丧三年，如《后汉书·李恂列传》中记载，李恂在举主李鸿去世后亲自护送“鸿丧还乡里，既葬，服丧三年”;

　　2、举主与举子之间患难与共，情同父子;

　　3、举子对举主的后人仍然恭敬有加，如周勰返乡途中路过河南郡，郡将召夔曾是他父亲的故吏，所以就对他“卑身降礼”。

　　这种情况下，由举主和举子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就有了转化成割据势力的可能，也就是说，此时东汉已经开始从大一统走向割据。

　　东汉灵帝时期，黄巾之乱爆发，出于平乱的需要，灵帝开始在各州设立州牧，担任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州牧借助平乱大肆招兵买马的同时，也利用辟除垄断了本州的人才选拔、官吏任免。这样，一个个州牧就成了一个个割据势力。但是由于贵戚、四府九卿等二千石大吏跟各州州牧之间仍有较为紧密的联系，所以此时的各州州牧既不敢反叛东汉，也不敢相互混战。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人——汉灵帝时期的外戚、大将军何进。此人可以称得上是东汉灭亡最大的罪人，正是由于他的鲁莽和短视，才引来了董卓之乱。而董卓之乱不仅斩断了贵戚、四府九卿同各州州牧之间的紧密联系，州牧成为了事实上的军阀，还令东汉皇室威严扫地，所以在董卓之乱后，各州牧之间不是割据自雄，就是相互混战。

　　在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曹操、孙策、刘备乘机崛起，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如果顺着这个结果往源头方向捋一捋，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察举、征辟制的败坏才造成了贵戚、四府九卿等二千石大吏对察举、征辟的操纵，而他们对察举、征辟的操纵又导致了举主与举子之间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随后这种共同体逐渐演变成了州郡割据势力，董卓之乱后，州郡割据迅速转变为军阀混战，曹、孙、刘三家从中脱颖而出，最终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所以说，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源头就是察举、征辟制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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