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中兴”是如何出现的？唐武宗李炎做了哪些事？

时间：2021-07-10 13:27:11来源：未知阅读：443

　　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第十五位皇帝，情沉毅，雄谋勇断。在位期间，对内打击藩镇和毁佛运动，对外击败回鹘，加强了中央集权，一度呈现中兴局面，史称“会昌中兴”。

　　幸福来得有点儿突然，作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座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地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

　　武宗原来叫做李瀍，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

　　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力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地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地进行裁减。

　　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两千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

　　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内容，最主要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上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姑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染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叛逆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宰相之后，全国开始大范围地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

　　这一条与现行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有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11月，御史台上书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大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

　　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词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

　　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

　　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其二，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加发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的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唐武宗李炎不惜下大力气整顿吏治和反腐肃贪，其作用到底有多大?史料不甚详细，但是武宗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在他执政五年之后，公元845年，李炎在诏书中讲道：“由是退恶进贤，化行令举，刑奸赃之吏，破黩货之家，此宗社降灵，助成时政。”也就是说，他殚精竭虑大刀阔斧地改变吏治，对于结果，作为皇帝他还是较为满意的。在他和李德裕君臣戮力同心合作下，唐帝国也多少恢复了一些元气。武宗李炎执政这段时期，史称“会昌中兴”，也算是对这位颇有作为的皇帝的肯定。清朝士人王士祯甚至大加溢美之词：“武宗之治，几复开元、元和之盛”，这似乎多少有些过了。

　　让唐武宗历史留名的当属唐武宗灭佛事件，唐武宗灭佛是发生在唐武宗会昌年间，由唐武宗发起的大规模拆毁佛寺和强迫僧尼还俗的毁佛教运动。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交赋税，僧侣免除徭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有战事财政吃紧。从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毁佛，在会昌五年(845年)达到高潮，于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后终止。各地毁佛规模不一。佛教徒称这次毁佛运动为“会昌法难”。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

　　第一，佛教的寺院经济对国家经济的冲击

　　唐朝前期鼓励佛教的发展，寺僧不需要缴纳赋税，导致很多人会躲进寺庙，以逃避朝廷的赋税。而统治者时常会赏赐寺庙大量的土地，成为寺庙的常有地，土地太多寺僧做不过来，就会雇佣佃户，成为另类的地主，而佃户也能够躲避朝廷的赋税，从而形成恶循环。在唐武宗时期，全国寺僧几十上百万人，国家经济在此时本就入不敷出，大量逃税的人口对国家经济是雪上加霜。

　　第二，寺僧与世俗地主阶级在土地兼并过程中的冲突

　　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但是到了后期均田制名存实亡，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由于寺庙拥有大量的土地，成为另类地主阶级，其寺院经济的发展，与世俗地主阶级的土地扩张发生冲突，两者处于敌对状态，世俗的地主阶级在灭佛运动中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