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导致王莽政治上的失败以及人生的悲剧？他的政治思想是怎样的？

时间：2021-08-15 11:58:54来源：未知阅读：114

　　王莽，字巨君，新朝开国皇帝，是一位政治改革家，古代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下面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白居易有首诗写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在古代文人笔下，王莽一直都是批判的对象，是“伪善者”，是“野心家”，是和董卓、曹操一路的人(董卓、曹操也是后人极力批判的对象，批得是否合理，姑且不论)。

　　这些人批判王莽，因为在他们眼中，王莽为臣不忠，他篡夺了汉朝的江山，自己做了皇帝。在后世的所谓儒家正统观念里，王莽就是一个“乱臣贼子”，所以不但他本人背负了千古骂名，就连他所建立的新朝，也不被史家所承认。

　　但是，我们仔细分析王莽一生的行为，特别是做了皇帝后所进行的“改制”，其实可以发现，王莽一直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拥趸，也是儒家思想的坚定践行者。也正是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坚信，才最终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以及人生的悲剧。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家权倾朝野，在西汉一代，是最为显贵的家族。王莽年轻时候，就与众不同，《汉书》记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当时的王家子弟，个个奢侈无度，只有王莽因父亲早死而家境贫寒。他清贫自守，甘于简朴;他为人谦恭，勤奋好学，拜儒者陈参为师，学习《礼经》;他服侍母亲以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

　　安贫，好学，孝亲，这是典型的儒家道德要求，年轻的王莽按照这种标准，严格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后世儒家却认为他是在沽名钓誉，是虚伪的体现，就像白居易诗里所说的那样。

　　对此，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凡是作伪之人，必然是有所图的，而王莽代汉称帝所图达到之后却并无改变，一生作为如一，又如何能称其为伪?

　　王莽此时的行为是不是虚伪的，是不是在沽名钓誉?他的内心如果并不认同这些儒家道德规范，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用现代人的说法，那就是在“装”。但是，一个人的目的一旦达到，往往就不再“装”了，就会露出本来面目。王莽无非是为了获得权势，那他获得了权势之后又怎样呢?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执掌朝政，他的生活却更加俭朴了，得到的钱物都用来款待名士。有一次，百官公卿来探望他的母亲，见到王莽的夫人衣着简单破旧，还以为是他家的奴仆。也许有人会说，这时王莽的地位还不稳固，目的还没有彻底达到，他还在“装”。那等他做了皇帝后，这下目的是彻底达到了，他不用再装了吧，但王莽做了皇帝后，依然生活很俭朴。也许又有人会说，他是装给臣子百姓看的。这就很难说得清楚了，但一个人坚持做了一辈子的事情，我们怎么能轻易断定他是在“装”呢?

　　其实，后世儒家断定王莽虚伪，只是因为他后来夺了汉朝的权柄，自己做了皇帝。这是由事情的结果推断一个人的心理，是唯结果论的一种体现。当然，王莽的为人和品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有缺陷和不足，但他还是一直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的。

　　王莽通过“禅让”的方式取代汉朝天子做了皇帝。“禅让”本是儒家所崇奉的一种制度，后世儒家在这一点上批判王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王莽不是让天下给别人，而是接受别人的让，不符合儒家“恭让”的要求。但是，在孔子、孟子的思想里，固然赞扬那些“让”天下的人，却并没有说接受天下就是不道德的，舜和禹都是接受别人禅让的，孔孟也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如果他们得到作为最高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机会，我想也是不会推辞的。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汉朝皇帝“禅让”给王莽，是被迫的，不是发自真心的。就有人说了，王莽若忠实于儒家道德，就不应该以下犯上，以一个臣子的身份谋夺皇位。这是不忠，是不臣，是对儒家思想完完全全地违背。

　　其实，这种“为一家一姓尽忠”的思想是后世儒家的思想，是和先秦、西汉的儒家思想不一样的。孔子虽然讲究“君君臣臣”，但前提是“君”要像“君”，“臣”才是“臣”;如果“君”不像“君”，“臣”也就不再是“臣”了。所以孔子会周游列国，希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不会死抱住鲁国国君抑或周天子不放。孟子说武王伐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就是说，君王如果无道，臣子不仅可以改投他方，也可以取而代之。这和后世的“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纯奴才思想是截然不同的。而到了西汉中后期，变法禅让的思想已经被许多儒生所信奉。所以，王莽代汉，是有儒家的理论基础的，也是得到当时的大部分儒生的认可的。

　　在王莽代汉之前，社会情况如何呢?《汉书·食货志》里记载：“(老百姓)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当时的汉朝，政治腐败，朝廷奢华无度，大小官员对百姓肆意搜刮。最严重的是，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使得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社会经济凋敝，人心惶惶。

　　王莽登上帝位，当然不能完全排除实现个人野心的成分在内，但他是诚心想要改变现实，想要解决社会矛盾的。他做了皇帝后，不是只顾自己享乐，而是马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坚信儒家思想，认为天下要恢复到孔子所宣称的“礼崩乐坏”前的礼治时代，才可能政通人和，因此他企图通过恢复周礼来达到治国安天下的目的。

　　总之，王莽做了皇帝，这不能代表他违背了儒家思想。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说：“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在当时的情况下，王莽要想改变社会，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把权力攥在手中，就必须登上帝位。吕思勉先生在《大中国史》里说：“人家一定说：他(王莽)后来做了皇帝，所以见得他起初都是伪的。我要请问，在从前那种政体之下，一个人有了非常的抱负，要行非常的改革，不做君主，是否能始终贯彻?为了贯彻自己主张的缘故，事势上皇帝又可以取得到手，是否可取来做一做，以实行自己的主张?还是应当遵守君臣之义，专做一姓一家的奴隶，听凭天下的事情，一切败坏决裂?”

　　王莽把自己所创立的朝代称为“新”，意思是“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汉书·王莽传》)。西汉后期在天人感应的五德终始学说支配下，社会上有新德代替旧德的思想，王莽以新德的代言人自居，希望自己能代替汉朝完成社会的革新。

　　王莽称帝的每一步也是按照儒家的方式来进行的。汉平帝即位后，有人提议，皇帝年幼，应让王莽“行天子事，如周公”(《汉书·王莽传》)。平帝生病后，“(王)莽作策，请命于泰畤，戴璧秉圭，愿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汉书·王莽传》)这是在模仿周公为武王请命而作金縢的故事。后来，“(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汉书·王莽传》)。称帝前一直在模仿周公(周公是儒家崇奉的又一位“圣贤”)，称帝则仿照尧舜的“禅让”方式。——当然，这免不了作秀的嫌疑，王莽毕竟不是周公尧舜，他是有私心的(周公尧舜有无私心，后人也有不同的说法，姑且不论)。——但是，王莽对儒家思想的崇奉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夺取权力，仿的是儒家的先例，用的是儒家的方式。

　　后人责骂王莽的另一个理由是“鸩杀平帝”事件，但这件事情《汉书》里没有记载，最早是翟义写在反对王莽的檄文里的，反对者的话，未必准确。后来颜师古为《汉书》做注时引用《汉注》，描述了王莽鸩杀平帝的经过，《资治通鉴》沿用了这种说法。汉平帝是否王莽所杀，这事难下结论，依此来批判王莽，不够公平。

　　登上帝位后，王莽所作的一切改制，是严格按照儒家所崇奉的“周礼”来执行的。

　　儒家讲究“法先王”，他们认为古代的制度是最好的。孔子十分崇尚“周礼”，在《论语》中多次谈到了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王莽可以说是孔子这一思想的坚决执行者，他所推行的新政，大都是在仿照西周的制度，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改革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等等，他想在当时的社会上建立一个新的“周礼模式”。

　　针对土地兼并问题，王莽建立了“王田制”。他宣布全国土地为朝廷所有，称为“王田”，王田不得任意买卖。他恢复西周的“井田制”，限定男丁八口以下的人家，占田不得超过一井(九百亩)，超过的土地必须分给宗族乡邻，没有土地的农民由政府授予田地，“一夫百亩”。针对大量贫民变成奴婢的问题，他禁止奴婢买卖，推行私属制。

　　儒家思想历来“重农”，“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从孔子到汉儒的一贯认识。从汉武帝开始就在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王莽进一步设立了“五均六筦”制度。“五均”就是把盐、铁、酒、货币、山林川泽等五类收归国有，以控制经济，平衡物价，增加国库收入。五均官还针对渔、猎、畜牧、巫、医以及养蚕、纺织等行业，收取所得纯利的十分一，称“贡”，这就像现代的所得税。“六筦”就是六管，就是前面的“五均”与“贡”六项所得由官府管理，对每一项制定条例与处罚。

　　王莽还先后五次改革了货币制度，他牵强地附会周代铸大钱的说法，加铸契刀、错刀、大钱与汉代五铢钱共为四品。

　　王莽根据《周官》《王制》，对官制进行了改革。在中央官职中，改大司农为“羲和”，大理为“作士”，太常为“秩宗”，大鸿胪为“典乐”，少府为“共工”等等;在地方上，太守改为大尹(或卒正、连率)，都尉改为太尉，县令(长)改为县宰等等。此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官职，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等;在地方上，州置牧副，部置监副等等。他还更改了秩禄的名号，按照传说中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共796人，附庸1511人，由于封得太多，其中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