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祺祥政变？在那之后顾命八大臣最终结局怎么样？

时间：2021-09-06 09:53:22来源：网络阅读：397

　　顾命八大臣是咸丰帝临终之前特意指定了八位深受其信任的朝廷重臣为辅政大臣辅佐年仅五岁的长子爱新觉罗·载淳。说到这个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临终之际，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另以载垣、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总领朝政，以两宫太后(慈禧、慈安)持印监理朝政。但不久，顾命八大臣便与两宫太后因争权而矛盾加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祺祥政变”，顾命八大臣全面败北，其中三人被杀，一人流放，四人免职，而身为顾明八大臣之一的景寿却在数月后便再度进入朝堂，这又是为何呢?

　　“祺祥政变”顾命八大臣完败

　　“祺祥政变”爆发后，对顾命八大臣的处理原则

　　虽然同为顾命大臣，但处理结果却各不相同，其中爱新觉罗·载垣、爱新觉罗·端华被赐自尽，爱新觉罗·肃顺被处斩，托和络·穆荫被流放，富察·景寿、匡源、杜翰和焦祐则仅仅被免职，而从不同的处理结果中，我们不难发现慈禧他们关于八人的处理原则。

　　1、威胁最大者，皆被处死。在顾命八大臣之中，被处死的载垣、端华、肃顺不仅仅是顾命大臣，他们还是皇亲贵胄，其中载垣和端华分别是怡亲王、郑亲王，乃是大清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也是咸丰最为信任的两位亲王，而肃顺则是郑亲王端华的弟弟，官居协办大学士。这三人乃是一党，也是“顾命八大臣”的领袖，更是八大臣中权势最重、影响最大、党羽最多之人，自然也是对慈禧、慈安等人威胁最大之人。正所谓“除恶务尽”、“斩草除根”，因此这三人事后均被处死，不同的是更为尊贵的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而肃顺则被处斩。

　　2、打击面偏小，稳定局势。之所以没有将八人全部处死，其实也是出于迅速稳定局势的考虑，尤其是对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的处理，除穆荫因“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最前，情节尤重”的原因被判流放之外，其余三人则只是被免职。这四人在担任顾命大臣之前，乃是五位军机大臣之四，在朝臣中影响甚大，为了降低朝政动荡程度，因此处理较轻。此外，朝臣之中，也仅有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等与肃顺等人关系密切的官员、太监共19人，分别被革职、发配，并未持续扩大打击面。简单迅速的了结此事，也是为了防止朝政持续动荡。

　　3、尽力收拢人心，稳定朝政。虽然是血腥的权力争夺，但在处理顾命大臣之时，慈禧等人仍然做足了功夫，例如谕旨中说载垣、端华二人跋扈不臣，罪大恶极，本应凌迟处死，但朝廷还是“加恩赐令自尽”，而肃顺则“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极应该凌迟处死，以伸国法而快人心”，但毕竟还是皇室宗亲，故而“著加恩改为斩立决”。慈禧等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即使这些人罪大恶极，但朝廷鉴于他们曾经的功劳，朝廷已经是法外施恩了。此外，两宫太后和恭亲王还将从肃顺府中查抄出来的往来账目和书信，全部送到军机处当众焚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人心惶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收拢人心。

　　从这种处理原则来看，慈禧等人意图尽快结束这场动乱，使朝政迅速回到正轨。正是在这种原则之下，景寿得以逃过一劫，而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再被启用，则与他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关。

　　同为顾命大臣，景寿被启用与其身份和立场有关

　　顾命八大臣之中，虽然只有三人被杀，一人被流放，四人被革职，但除了景寿之外，其余得以活命的四人却再也没有机会进入朝堂，为何景寿却能在政变仅仅数月后便再度被启用呢?

　　景寿的情况较为特殊

　　首先，景寿的身份和成为顾命大臣的原因均较为特殊。顾命八大臣中，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乃是皇亲，穆荫、匡源、杜翰、焦祐四人则为原军机大臣，他们七人乃是一党，而只有景寿的身份比较特殊。景寿是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的驸马，也就是咸丰帝的姐夫，作为外戚，景寿在热河行宫的主要职责便是陪大阿哥载淳读书，以他的身份和职务来说，原本是不够资格当顾命大臣的。

　　然而，清朝祖制规定，顾命大臣必须有“亲”、有“贤”，载垣、端华、肃顺虽为皇亲，但毕竟是皇族远支，因此顾命大臣中还必须有咸丰的亲族在列，原本恭亲王奕訢不论是身份、资历、人望方面都完全够资格，奈何咸丰对其忌讳极深，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也是政治对手，因而被排除在外，就连与恭亲王奕訢一党的另一位军机大臣文祥，同样被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身为咸丰亲族，又恰好在热河，且并无政治威胁的景寿便被抬了出来。可以说，景寿被列入顾命八大臣，一开始就是被裹挟进去的，他并非载垣、端华、肃顺一党。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景寿在于慈禧等人的权力斗争中，表现的也没有那么积极，慈禧等人自然对此心知肚明，因此并未对其进行严惩。也正因为这种身份，他极有可能也受到了肃顺等人的排挤，因而导致其在这场权力斗争中站队慈禧，成为了慈禧等人的“耳朵”、“眼睛”。

　　因此，当“顾命八大臣”被扳倒之后，在朝局重新稳定下来之后，景寿便又重新出现在了朝堂上，甚至一路青云直上，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任蒙古都统，三月授御前大臣。同治三年(1863年)七月赐紫缰，十月授领侍卫内大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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