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难吞的苦酒山海关大战

时间：2013-06-21 15:19:11来源：互联网阅读：108

　　一、天下第一关

　　“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山海关，故称榆关，据说是秦时蒙括北防匈奴，“植榆为塞”，所以边塞多榆木，榆关之名便得于此。明代曹代萧有诗曰：

　　榆关十月马毛僵，手挽雕弓射白狼。

　　一阵雪花飘玉屑，西风犹趁马蹄忙。

　　描述了山海关秋末冬初的景象。但古榆关并不完全就是后来的山海关。古榆关在今抚宁附近，四周土地空旷，无险可据，明初徐达北伐残元势力，率军来到此处，见其东八十里处“枕山襟海，实辽蓟咽喉”，非常险要，便把关城移到那里，成为万里长城东段的一个重要关口，由于它倚山临海，所以人们新称它为山海关。

　　山海关确实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塞，用明朝人的话说：“山海关外控辽阳，内护畿辅，防扼海泊倭番，验放高丽，女真进贡诸夷，盖东北重镇。譬人之身，京师则腹心也，蓟镇责有背也，辽阳则臂指也，山海关则节窍?却是最紧要者也。”因此，明朝统治者对其防务十分重视，关城东北，墩台守望，鳞次栉比;柳栅沙沟，纵横路旁。特别是关城修得十分坚固，呈*****形，周围八里多，墙高数丈。且四门之上皆有城楼，透过箭窗，北望长城，蜿蜒曲折，十分雄伟;东观大海，可见巨浪“摇落千层花喷雪，怒号万里势奔雷”，极为壮观。明朝后期，努尔哈赤起兵反明，辽东吃紧，几次大军出征皆由此通过，“兵役繁兴，商贾辐凑，五方杂处”，仿佛成了一个都会。对于这样一个重要冲塞得地理意义，清统治者是不会不清楚的。

　　早在天聪年间，皇太极降朝鲜，抚蒙古，免除了后顾之忧，又打下了大凌河，准备进一步围困松锦。特别是天聪三年皇太极亲率大军破边墙进围北京，大举攻明便已在日程之上。这时，便有许多议官建议攻打山海关，取得进一步向关内攻打的通道。天聪六年张弘谟就曾建议“直抵关门，再遣精骑由口外趁虚闯入，内外夹攻山海关，则关外各城可传檄定，东西道通”。宁万我更请“急图山海”，认为“宁锦八成，攻取为难;山海一区，图谋较易”，取得山海，可内外夹攻锦州等关外城池，又可进窥畿辅、北京，实在是一举两得之策。更有马光远告诫：“……越山海而不攻……是明损声势，暗失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决策人皇太极却偏偏不采纳这些建议。有人精辟地分析说，这一是因为皇太极当时迫切希望议和，影响了他对进取策略的认真思考;二是因为诸王贝勒劫掠财物的故习不改，并不重视攻城战守;三是皇太极对汉官仍心存疑忌，如此之多的汉官倡议攻取山海关，是否别有用心，也促使皇太极心理上的提防和疑虑;四是因为攻坚不易，代价太大;五，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皇太极害怕在满族发展不够充分之时入据山海，会即刻被汉族同化。

　　实际上，皇太极未敢在天聪年间攻取山海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军十分重视山海关这个京师的门户，因此在关前关上层层设防，并不易攻取。明朝统帅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之所以反对王在晋、高第等人放弃辽西、退守山海的意见，就是要在山海关外层层布防――大凌河、小凌河，宁远、锦州、松山、杏山，乃至中前所、中后所、前屯卫，即所谓“守关当于关外守之”，使皇太极攻取山海关等于攻取十数个坚城，所耗代价并非可与仅攻占一个山海关城可比。因此，天聪三年、八年，崇德元年、三年、七年等几次入关，都绕道西行，或从蒙古科尔沁草原进入喜峰口，或入山西趋宣大，或由延庆入居庸关，或由墙子岭毁边墙而入，全不考虑山海关。而天聪三年袁崇焕回援京师，正是自山海关调集各部扼守，自己抢居蓟州;崇德元年阿济格出边攻明，皇太极又另派多尔衮、多铎等人率劲旅往山海关进发，牵制彼处的明军，说明山海关的防守力量还是比较强的。正如后来皇太极所认为的那样，“大军屡入塞，不得明尺寸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结果崇德六年到七年，清军连克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开始打开通往山海关的通路。于是，崇德七年(1642年)九月，李国翰、佟图赖、祖泽润、祖可法、张存仁等一起请求皇太极“直取北京，控断山海”，以成大业，而皇太极则坚持认为“北京如大树，不先削其两旁，何能倾仆。朕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他这种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实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决不急躁冒进的战略思想使及其难得的，从实践上看，也是非常正确的。

　　到顺治元年三月中旬，由于吴三桂奉诏尽撤辽民入关，关外宁远诸城便为清军不战而得，清军且乘胜追至山海关下，“屯扎懊恼岭下，不攻关，亦不去”，等待多尔衮的命令。按照皇太极生前的想法，这时攻打山海关可谓时机成熟，但他无法料及的是，形势有了突然变化，农民军已攻占了北京，甚至山海关也已为农民军所有。那么，多尔衮这次全力攻明是否可以攻取这个军事重镇，然后进逼畿辅，抑或仍旧走老路，绕道而西，“毁边墙而入”?

　　二、吴三桂降清

　　吴三桂降而复叛于农民军，重据山海关后，自己已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既然与农民军不共戴天，就势必求助于关外清军。且不说吴三桂与清朝统治者有着阶级质上的一致，其亲属同僚大都在为清朝服务这一点，也对他降清极为有利。特别是吴三桂打出为恢复明朝而战、替先帝复仇的旗号要求清军入援，不仅对降清的他心理上是个安慰，在号召汉族地主阶级方面也会顺利得多。于是，吴三桂立即派人召集山海关的士绅大户，紧急商议如何对付非常可能出现的农民军大军平叛的情况。正像这些士绅之一的余一元诗中所记述的：“一朝忽下令，南郊大阅兵。飞骑唤吾伎，偕来共参评”。但是，由于山海关城小人多，很多居民商贾又因战乱而迁移，因此吴军的供给已成问题。“仓库净如洗，室家奔匿多。关辽五万众，庚呼如何!”但事情紧急，只有强向百姓绅商征饷，所谓“捐输兼敛科”，然后把全体军民全部武装起来，准备对付农民军的讨伐。随即他们又一同定计，一方面派人出关向清军求援，一方面又派人西去，向农民军诈降，以争取时间，等待清军来助。

　　三月二十六、七日吴三桂自玉田叛归山海关，四月初消息便传入京师，但未得到确认。至唐通被击溃，吴三桂正式扯大旗宣布反对大顺政权确已为李自成所知，已是四月初十左右，这一日，“平西伯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李自成闻讯，便于十二日召集部下商议东征，并定于次日启程，亲政山海关。行期一定，李自成便将明大学士陈演、定国公徐允贞、新建伯王光通等官员贵戚六十余员斩于西华门外，留牛金星、李牟等人守京师，以安后方。十三日，李自成率刘宗敏、李过等六万人马(注：《流寇志》说是五万，《孤臣纪哭》、《四王合传》，以及《明史纪事本末》等均作六万，当为此数。加上已赴山海关的唐通、百广恩所部三万，当有十万上下，所以《流寇志》后又说“自成合兵十余万攻之”。)，出东长安门赴通州，十五日抵密云，十七日至永平，十八日便派先头部队前去攻打山海关。

　　山海关之战，从事后来看，对清军和农民军来说都是关键的一战，因为在山海关这个地方，两军将要第一次交锋，并且一决胜负。而且山海关之战的胜负，将决定两大政权的命运。李自成得到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后立即出征，说明他意识到了山海关的重要，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此去要与清军接仗，并且始终抱有招抚吴三桂的侥幸心理。因此，他不仅把明太子朱慈和永王、定王，以及吴三桂之父吴襄带在军中，试图再以君父之德感而化之，而且把明降臣张若骐带在军中，为他出谋划策，也是希望以张与吴三桂的亲谊关系来劝降吴三桂。因此，当吴三桂派高选、李友松、谭邃环、刘泰临、刘台山、董镇庵六人前来诈降缓师时，李自成必然受到影响。我们知道，李自成军进山海，可自通州、三河、玉田、卢龙直抵山海关，但在三河遇到了这六个诈降者之后，不知为何又北赴密云，然后回过头来，奔东南至卢龙?无论这是不是诈降者诡计得逞的表现，但行军路线延长，误了一天的时间，战机就被耽搁了，没有能在清军抵关之前消灭吴三桂，因此还在山海关战役发生之前，就已潜伏下了李自成农民军必败的因素。

　　然而戏剧的是，清军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抓住了战机、意识到这里要发生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得!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同多铎、阿济格、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罗洛浑、尼堪、博洛、满达海、博和托、沈志祥，以及朝鲜国世子，与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一道诣堂子、奏乐、行礼、陈列八纛，对天行礼。然后统帅满洲、蒙古八旗的三分之二，汉军八旗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德兵马，鸣炮出征。十三日，清军到了辽河边，三、四天只走了一、二百里。多尔衮在这里把洪承畴找来，征求他的意见。因为降清汉官中，只有洪承畴和农民军面对面交过手，对这仗怎么打，洪承畴最有发言权。于是，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

　　第一：“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庙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军民秋毫无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诛，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内应，立大功者，则破格封赏。法在必行，此要务也。”一方面重申了范文程关于申严纪律、实行安抚政策的建议，一方面又通过威胁和利诱，劝告沿途官民归顺。

　　第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问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日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逆贼不得除，士卒无所获，亦大惜也。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以拒我，则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贼扑灭，而神人之怒可回，更受其财畜以赏士卒，殊有益也。”洪承畴当然不知道农民军此时正发兵奔赴山海关平叛，因此建议清军轻装简行，迅速绕道入边墙，从密云直下正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农民军“逃遁”之前，围住北京。如果多尔衮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并在吴三桂乞师之后仍然这样做的话，便会形成偶然的批亢捣虚、围魏救赵之势，因为李自成的主力已离开京师，彼处只有万余守军，如清军乘虚攻下北京，便会与吴三桂一起，形成对李自成东征军的两面夹击之势，农民军的境况将会更为不利。

　　第三：“初明之守边者，兵弱马疲，犹可轻入，今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观其埋伏，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若沿边仍复空虚，则接踵而进，不劳余力。抵京之日，我军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对于如何与农民军交战提出了具体的战略战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承畴敦请多尔衮重视农民军的战斗力，不要对其掉以轻心，对多尔衮后来的决策影响很大。

　　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多尔衮基本接受了洪承畴的建议。尽管此次出兵意在夺取中原，但对农民军的沿边防御，如山海关等关的手背情况不甚了解，使多尔衮不敢贸然轻进，只得缓缓前行。到十四日，多尔衮还传令于次日行猎。十五日到翁后，仍不过离沈阳三百多里，显然是在犹豫观望。然而就在这时，从南边来了两名使者，他们的突然到来，竟使整个局势改观，可以说对满族本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乃至对中国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效果如此，当然是当事人们所无法料及的。

　　来人正是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坤、游击郭云龙。

　　四月十五日晨六、七点钟，清军起程行进了五里左右，遇到了吴三桂差来向清兵求援的使节――副总兵杨?、游击郭云龙。多尔衮立即下令停止前进，召见这两个求援使者。二人向多尔衮呈交了吴三桂的信函。信上说：

　　“我蒙先帝提拔，肩负辽东总兵的重任，王爷的威望，我是一直深慕的。但春秋之义，不能越境交往，所以很久没敢联系，作为臣子的情谊，谅王爷应该理解。如今我国以宁远孤立一方，命我放弃宁远，镇守山海关，从而镇守东部边疆、防卫京城。不想流寇攻打北京，由于人心不稳，奸党开门投降，先帝不幸身亡。如今贼首称帝号，抢掠妇女财物，罪恶之极，真是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怒，众叛亲离，马上就会失败。……各省宗室纷纷兴举义兵，山左江北，星罗棋布。我受国厚恩，不忍百姓遭难，据守边门。虽想兴师问罪，以安人心，但京东地小兵弱，特泣血求助。我们与你们通好二百余年，今我们遭国难，你们应有恻隐之心，而乱臣贼子也不是你们所能容忍的。除暴剪恶，拯救危难，救民水火，是大仁大义之事;兴灭迹绝，取威定霸，可得大名大功，何况流寇聚集了金帛子女无数，清军一到，都是王爷你的。王爷以盖世英雄的身分，在此关紧时刻，希望考虑我这个亡国孤臣的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我自率部直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我报答贵朝的决不是财帛，而将裂土以酬。……本应上书贵朝皇帝，但由于不知你们的礼节，所以只好请王爷转奏。”

　　吴三桂在这封信中，除了说明当时形势及一些客套话之外，主要表明他站在明王朝立场上请求清军支援的态度，还没有表示表示降清。其条件是与清军分治中原，或说“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再者请清军入喜峰口、龙井关，墙于岭诸处(即中协、西协)，自己从山海关出兵(即东协)，分兵合击。吴三桂派出信使时是十三日，显然不知道农民军已起兵东征，或者还寄希望前去北京诈降的六个人能取得成功，因此并未请清军直奔山海关。也许，吴三桂也不希望清军占据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此时还是希望清军“帮忙”之后仍撤归一隅。

　　多尔衮看了信，当然会感到意外。他没想到屡招不降、抗拒关宁的吴三桂会如此轻易向清军敞开大门，特别是吴三桂并不说投降，而且让清军另道入边，不赴山海，更使人有些怀疑。他对阿济格和多铎说：

　　“莫非三桂知我南来，故意引我上钩?而且我军三次围困明都，不能立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肯定过人，如今率大军而来，志不在小，是不是想乘胜攻辽?”

　　于是他派学士詹霸、来衮赴锦州与郭云龙去山海关探听虚实，杨坤留在清军营中作人质。奇怪的是，为什么多尔衮出兵时未把操红衣大炮的汉军带在军中以备攻城之用，而此时才突然派人去召唤?是多尔衮以前并没有考虑攻打关内各城(如北京)?还是多尔衮对吴三桂不放心。假如兵临城下，发现是诈，便可用大炮攻关?由于记载上的缺陷，我们很难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多尔衮虽然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但对吴三桂的真实用心仍然疑虑重重，不得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经过一天策划商议，四月十六日，大兵启程向山海关进发，当日到西拉塔拉。多尔衮已写好给吴三桂的复信，叫人送去。信上说：

　　“我们一向想与明朝修好，屡次写信，但明朝君臣不管国家受难，军民死亡，不曾有一言相答，所以我们三次进兵攻打，对明朝官吏表明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明朝皇帝考虑通好。如今我们不再这样做了，只要平定国家、于民休息而已。我听说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死，不胜发指。于是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灭亡流贼，出民水火。到平西伯遣使来信之时，我很高兴，于是率兵前进。伯想报恩，与流贼不共戴天，当然是忠臣之义，所以尽管一向与我为敌，如今也不必因为以前的事存有什么疑虑。……如果率众来归，一定封以故土，升为藩王，一方面报了国仇，一方面克保身家，子孙万代，永享富贵。”

　　多尔衮这封信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一封招降书。他想让吴三桂明明白白地表示归顺，别想走第三条路。因此他根本不理会吴三桂提出的什么“裂土分封”条件，而是以一国之主的口气，用“封以故土，升为藩王”的条件招降吴三桂;而且没从中、西协入边，径直南下，直奔山海关而来。这一番书信来往，乃是多尔衮与吴三桂讨价还价的“外交”斗争的第一回合。

　　在这种即心怀疑虑，又还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情况下，多尔衮当然不会急速前进。四月二十日，即四天后，多尔衮以平均每天六十里的速度来到连山驿(宁远以北，今锦西)，这时候，李自成的大队人马已经来到山海关下。于是，吴三桂又派郭云龙和孙文焕来见多尔衮，递交了书信：

　　“接到王爷的来信，知大军已到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您帮助我们实在是为了我们先帝，我的感谢是微乎其微的。我按您的指教，立即派出精锐到山海关以西的紧要处，引诱贼寇速来。如今李贼亲率党羽驻扎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天意亡他。现在我已尽整精锐部队，希望看时机合适就出发，如果有幸王爷速率军队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京西可传檄平定。另外您的仁义之师，首重安民，发布的檄文非常合适，但更请大军秋毫无犯，这样百姓心服，财物、土地也可到手，什么事不能做成呢?”

　　这时吴三桂已得知农民军逼近山海关，也从郭云龙带回的多尔衮书信中得悉清方的要求，更清楚清军已直奔山海关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只得暂时放下一些具体的谈判条件，紧急要求清军入关。多尔衮见此书信，也就下定决心，立即日夜兼程，越过宁远，小驻沙河驿(中后所与前屯所之间，距连山一百五十里，距山海关一百里)，而后继续出发。二十一日，清军尚离山海关十里之遥，但已隐约可闻关内炮号轰鸣，喊杀阵阵。多尔衮知道，这是农民军在与据守关城的吴三桂军交战。的确，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之战就在这天开始了!

　　三、石河西激战

　　历史上常把这次战役称为“一片石之战”，《明季北略》卷20即如此记载。但经考察，一片石(又称九门口)在山海关外十里，而李自成与吴三桂及与清军的激战均发生在山海关内的石河西岸(或称石河西)。有人认为石河西即一片石附近，实际上相离深甚远，一片石附近另有九门河，在那里只发生过一次战斗(见光绪《榆林县志》)。

　　李自成仅仅比多尔衮早到山海关一日。实际上，四月十八日前后，农民军主力便已抵达永平，离山海关只有一百五十里左右，如果一天之内赶到关前大举攻城，那么多尔衮还在连山驿的时候就会听到吴三桂的败讯。但是，直到二十一日之前，农民军还未有所动作，虽然缺乏史料记载，我们还是可以想象，这是因为李自成仍抱有招抚吴三桂的幻想，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利用其父其主对其加以招降的缘故。另外，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缓兵之计产生了效果，有些书记载李自成在用唐通等招降失败后仍发给吴三桂犒金，而吴亦佯受，或许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无论如何，那六名假降代表一直被李自成带到山海关下，直到吴三桂假降露出破绽，他们企图于阵前逃脱，这才被李自成杀掉五个，一个跑掉，身上还中了三箭。这也说明李自成直到最后才识破吴三桂的诡计，但宝贵的战机却丧失了，山海关的地主士绅自己也说，“关城卒赖以完”。

　　山海关除县城以外，四面分别是东、西罗城和南、北翼城，起着拱卫县城的作用。其中除南翼城偏近大海以外，其他三城均为攻取整个关城的障碍。因此，李自成大军二十一日到山海关之后，立即调兵遣将，共计这三个城池。由于西罗城面向关内，前有石河，所以两军首先在这里接触。吴三桂与高第首先在石河西布阵迎敌，两军对垒，自然是一番恶战。从上午八、九点钟一直杀到中午一点左右，历时四、五个钟头。农民军力战得胜，首先在西北角击退敌军，然后以数千骑兵飞驰过阵，至西罗城北侧，准备登城。眼看西罗城就要被农民军将士拿下，守城将领又以伪降来骗取农民军将领的信任，然后令偏将从北坡连贯而下，偷袭农民军，城上又同时用大炮轰击，里外夹攻，使农民军攻取西罗城的行动功败垂成。我们看到，在李自成东征的整个过程里，农民军竟几次因为敌人的诈降缓师而上当受骗，坐失良机。这不能用农民军质朴善良来为其开脱责任，应该说，大顺军领导人在吴三桂降而复叛之后，仍对招降他抱有幻想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遗憾的是，正是这种幻想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军自己的千秋大业!

　　“炮声如雷，矢急如雨”。双方苦战了大半日，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就在他精疲力竭，精神处于崩溃之际，多尔衮抓住时机，突令清军出击。于是，清军三吹号角，呐喊三声，以白旗骑兵数万从吴三桂军右侧突入，“万马奔腾不可止”。农民军不畏强敌，仍然奋勇拼杀，刘宗敏勇冠三军，但亦中箭负伤。由于农民军已与吴三桂军相持了大半日，伤亡者较多，而且力气耗费甚大，因此无法抵挡一直作壁上观、养精蓄锐的清军。

　　况且清军此次南来，出动人马将近二十万，加上吴三桂、高第的“关宁五万众”，自然是“胡兵似倍于流贼”。这样，从力量对比上看，就是农民军初次作战，也不大可能占据上风。因为尽管农民军战斗力很强，但其对手清军和关辽边兵也都是久经战阵，装备上相差不多，这就决定了农民军在这场战斗中难免失败的噩运。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尽管他十万分不情愿)当即下令撤退，清军则乘胜追击，一直追出四十里开外，获得许多驼马和绸币。

　　如前所述，农民军山海关战败的因素是早已潜在了的：由于政策上的疏忽和战略上的欠妥，使招抚吴三桂军一同抗击清军的计划成为泡影;东征途中几度中计而失去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使农民军不能尽早消灭关上叛军、阻绝清军于关城之外;再加上战斗当中，清吴联军以多打少，战术得当，就更奠定了农民军的败局。但需要澄清的是，农民军东征并非一败涂地，他们在二十一日的攻城战中，在二十二日的围吴战斗中，都显示出他们英勇的斗志。

　　石河西一役，也并非像清代官书吹嘘自己战功时所说的：农民军“尸横遍野、丢盔弃甲、自相践踏”。因为农民军败退到永平时，还有数万兵马。山海关之战中死伤的人员中，又有很多“胁从以及近乡驱迫供粮之民”，但抛弃了许多器物当是事实。无论如何，多于多尔衮来说，山海关之战的胜利意义重大，因为它为清王朝入主中原，实现皇太极乃至努尔哈赤的积年夙愿奠定了基础;对于他个人来说，决定战役的胜利对于他独尊摄政的地位当然是一次最有效的巩固。

　　夜幕又降临了，两天来一直震耳欲聋的炮声和呐喊声终于停息了。清军追击还师，在关内五里扎营，渐渐地也没有了声响。公元1644年山海关前这场生与死的搏杀就此落下了帷幕。

　　就在农民军与吴三桂主力在石河西激战的同时，另有几支农民军分队在攻打北翼城和东罗城，唐通等也率军赴一片石“出边立营”，意在截断吴军北逃之路。当时北翼城的守将是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面对农民军对此城的重点猛攻，他也拼命抵挡，几次打退农民军的攻击，但农民军为了“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这样，守城官军军心不稳，有些人企图作农民军的内应，使冷允登忙于“御寇防奸，内外兼顾”，城池看来即刻不保。东罗城的情况也同样不妙。当时除吴三桂在石河西与农民军主力接战，北翼城为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所率官军驻守之外，西罗城与东罗城都是由山海关士绅马维熙、吕鸣章等十人率乡勇“总理”、“协理”守城，据说东罗城当时“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显然也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特别是入夜后，吴三桂与高第已将主力撤回城中，连十几里外屯驻的清军都听见“关上炮声，夜深不止”。到黎明时分，吴三桂见形势不妙，又知清军已到关外，赶忙亲自出关搬兵。就在这时，“北翼城一军叛降贼”，农民军蜂拥而上，冷允登率亲兵抵挡，眼看不能遏止农民军的进攻，幸得吴三桂一支援军到来，才保城池未失。不几时，清军大举入关，战争的形势便从此逆转。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距山海关十余里时，天色已经昏黑，多尔衮为了避免忙中出错，便下令顿兵不进，观察动静，同时前锋兵马已在一片石与唐通部交战，将其击溃。但多尔衮十分警惕，令将士夜间披甲戒严，并半夜移阵，前往山海关以东的欢喜岭驻扎，“骈阗之声，四面踏至”，多尔衮亲驻欢喜岭上的威远台，静观形势的发展。这时，多尔衮心中还没有完全打消疑虑，便派使节到山海关去侦察，吴三桂也多次派人催请清军入关，据说“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其中吴三桂曾派山海关士绅余一元、冯祥聘、吕鸣章、曹敏时、程印古五人去见多尔衮，并让他们速去速回。多尔衮接见这五人时，“赐坐赐茶，款接和蔼”，与范文程一起说明了来意，使这些地主官绅感激涕零，认为“惶惶十数语，王言实大哉!”双方表示了相互信任之后，多尔衮便令范文程与这五人一齐到山海关城里“晓谕军民”，一方面以清军即刻便来鼓舞士气，一方面不外宣扬清军此来为崇祯发丧的目的，表示严守军纪，以安民心。这样一来，增强了守城者的斗志，为农民军迅速解决战斗增添了困难。

　　在双方使节多次交涉，山海关士绅又亲见了多尔衮的基础上，吴三桂决定亲自出城去见多尔衮，请他立即发兵。而多尔衮迟迟不行，到此时已不是对吴三桂有什么怀疑，而是双方谈判的条件还没有讲好。而形势对吴三桂越是急迫，就越有利于多尔衮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这天天刚蒙蒙亮，吴三桂强冒矢林弹雨，率数骑赴欢喜岭见多尔衮，与其进行了一场紧急谈判。谈判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可以估计他们是以扶明太子为帝，用裂土封疆酬谢清军的条件成交的。多尔衮十分高兴，立即与吴三桂对天盟誓，并与吴三桂约定：“让你手下的士兵都在肩膀上系块白布，不然都是汉人，我们就没法区分你的军队和农民军了，免得误杀。”并让吴三桂先走一步，与农民军进行决战，并答应清军随后就到。

　　二十一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击溃了唐通的小部队，唐通即奔回关内，李自成自然也就知道了清军的到来。他昼夜环攻山海关城，就是为了抢在清军前面消灭吴三桂军。由于已知清军入关参战，农民军便在关内石河以西列阵，“北至山，南至海”，排成一字长蛇阵。而吴三桂先出迎战，英王阿济格率万骑入北水门，豫王多铎格率万骑入南水门，为吴三桂左右翼，多尔衮亲率主力部队从关中门进，并即赴石河西。这时，吴三桂已挥兵上阵，与农民军交手。这已是双方第二次交兵了，尽管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双方都有损伤，但谁都知道这一次战斗将决定双方的生死存亡，胜败自此一举，所以双方都投入了全部精锐，希望在战斗中获胜。

　　这真是一场恶战!这天，大风狂吹，尘土扬起来，遮天盖地，几乎对面不见人，根本谈不上整整齐齐地列阵交手。有些满族将领不仅急躁起来，像承势杀将过去，但被多尔衮止住。多尔衮对诸王大臣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越伍轻进，农民军力量很强，不是轻易打得败的。大家应各自努力，这一仗打胜了，大业就成了。”

　　然后他把八旗主力部队面向大海，分层排开，主要针对农民军的阵尾;而令吴三桂军作为右翼之末，即最西端，实际上就是让他作为前锋，与列阵于石河西的农民军首先交战，自己衔住农民军长蛇阵的阵尾，使其无法合围自如，这体现了多尔衮战术的高明之处。由于风卷黄沙，对面不见人，所以吴三桂军出农民军之不意，出现在农民军阵前。

　　李自成在庙冈上观战，见此情形，急令农民军包围吴军。霎时间，金鼓之声，呐喊之声传到百里之外。在农民军层层包围之下，吴三桂率军左冲右突，拼命死战，但农民军数量上胜于吴军，战斗力亦很强，因此步步紧逼，前仆后继。吴三桂军被围在核心，向左突围，便有农民军号旗向左指，使军队向左迎击;吴军向右冲击，号旗便向右挥，农民军又向右堵截，使吴三桂恰如瓮中之鳖，几无脱身之路，“阵数十交，围开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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