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惩治“临时夫妻”：将妻典给他人杖八十

时间：2013-05-28 11:02:33来源：未知阅读：145

　　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记者会上说，外出打工潮导致许多农村小夫妻长久分居，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异地临时夫妻现象很常见。以至婚外恋情况增多，离婚率增高。希望政府降低农民工申请保障房的标准，解决农民工租房子难的问题。(综合媒体报道)

　　用“临时夫妻”这个词有些别扭，它的实质就是“姘居”。由于缺乏法定关系，便出现两位伪角色：“伪丈夫”给原丈夫戴了绿帽，“伪妻子”致使原妻子人财俱损。这跟古代的买、雇、典、赠予等方式形成的“姘居”关系，似有不同，但经济层面上的连带，则不可避免。婚外恋也好，组建临时家庭也罢，以当今的社会世俗而论，男方如果连自己也无法养活，女方几无可能与他“恋爱”或结成“临时夫妻”。

　　比较有趣的是，古代也曾出现“异地家庭”或“临时夫妻”现象，历代朝廷还对此有过立法，意旨上似乎对“伪丈夫”网开一面，算是纳妾，但是如果妾本身以妻子自居，做了“伪主妇”，法律就会大加鞑伐。

　　古代的“临时夫妻”

　　往往出现在官员、行脚商以及在外求学的士子中间。

　　元代作品中经常提到的“两头大”，就是这种现象的古代版。官员异地为官，读书人出外游学，商人常年在外经商，许多都不带家眷。于是，家中有个老婆，在外或买或典或雇一妾，因为妻妾分住两地，妾亦如同主妇，就变成两头都“大”了。这同样也属于“临时夫妻”，因为并未影响到原先的夫妻关系。

　　正史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文艺作品中也不少见，不必一一再罗列了。《红楼梦》里，贾琏偷娶尤二姐以后，尤二姐显然就是以“主妇”自居的。北宋初年，内地官员赴任蜀地，大多独身前往，在当地组建临时家庭，所谓的“妾”，形同“主妇”。说到底，都是“伪主妇”。

　　对古代社会的危害

　　无非三点：

　　一是乱妻妾位，侵犯了正妻对家庭内部事务的主宰权，譬如对丈夫财产的支配、对所雇佣的奴仆的使唤、对外名分上的使用等等，这在古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西汉时的孔乡侯傅晏，是哀帝皇后的父亲，因为“乱妻妾位”，以妾为妻，被削去爵位，全家流放到合浦。傅晏被削爵的真正原因，固然跟王莽排除异己、专揽朝政有关，但能把“乱妻妾位”当重大罪名摆到桌面上来，却说明当时人对“伪主妇”极为反感。

　　二是败坏风俗。纳妾是古代男人被礼法所允许的一种特权，但前提是，无论娶回来的二房、三房乃至N房，都必须在正妻的绝对管理之下。一旦出现“临时夫妻”，移情别恋倒还是次要，由于“伪主妇”长期代行主妇权力，极易养成恃宠而骄的惯处事方式，其后很难与真正的主妇相处，出现家庭内部矛盾就在所难免。

　　另外，有些朝代由于盛行异地置妾，男子原本可以携家眷同行的也不愿带了，原本无需出外的也纷纷独身外出了，使得正妻独守空房、孩子难见父面、老人不能尽孝。古语曰：父母在，不远游。就是这个道理。同时，也助长了人口买卖及雇典女人的歪风。

　　三是失伦伤化。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在官员、士子、商贾等有钱有势阶层对“临时妻子”的需求增大的过程中，不少贫苦家庭为了生计，也乐意出卖或典当自己的女儿或妻子，来换取生活之必需，甚至社会中上层也有出现以妾相赠或交换索取财物的现象。经济利益及“伪主妇”地位的诱惑，驱使了女的失贞，动摇了女人的贞洁观，在古代是被视为很无耻的行为，对风化的危害尤大。

　　古代对此有相关立法

　　前文中说了，男人纳妾是允许的，但“伪主妇”是不被允许的。为此，历朝历代都曾出台过相关法律，要么取缔，要么严禁。

　　早在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就与十多个诸侯在葵丘订立了一份盟约，其中有一条就是“毋以妾为妻”。严禁“伪主妇”，竟然升格为“国际”公认的准则，可见古人不是一般的有共识。

　　唐以后的历代法律，都有处罚“伪主妇”的法令。唐宋律都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妾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之女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这就是说，出现了“临时夫妻”，势必会导致妻妾地位的颠倒，妻在实质上已经沦为妾了，因此，处罚更重。

　　元世祖灭南宋不久，一个叫王朝的官员上书提出，江南盛行典雇妻女为人妻妾的恶俗，请求朝廷颁令禁止。不久，朝廷果然颁布了命令：“诸以子女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

　　这是从源头上打击“伪主妇”、预防出现“临时夫妻”的办法，没了买卖与典雇，将经济利益与“伪主妇”割离开来。但这个法律后来变形了，大约元政权发现这种现象涉及面太广，难以一刀切，不久又下令区别对待：“若典雇双方都愿意把出典之女变为受典者之妻或妾，可以允许;夫妻一同典雇于人，而以妻充人妾，只要不拆散他们的原有夫妻关系，也予允许;只有接受钱物的典雇行为，才予禁止”(《元史·刑法志》)。

　　这种禁令，貌似禁止，实际上是在纵容，因为接受钱物完全可以私下进行，完全可以用各种方法进行掩饰。这就难怪禁而不止，而且继续蔓延、花样更多了。

　　明代“临时夫妻”之风更盛，朝廷的禁令也比元代更严，波及到了原来的家庭：“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取者子各同罪，并离异，财入官”。该律所附“条例”，处罚更严：“以上犯罪及使女各色骗财等，除真犯死罪外，(户籍)属军卫者发边充卫军，属有司者发口外为民。”

　　组建临时家庭，要杖八十，原先的婚姻关系还要强制解除，没收财产。如果发现有女以色相诱取“伪主妇”身份骗钱的，最高可判死刑，不可谓不严厉了。清律沿用了明律，但在量刑上比明代放松很多，“必立契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方坐此律。”这种放松，又为“临时夫妻”大开了绿灯，只要不破坏原来的婚姻关系或不收取钱财，就可不受约束。

　　窃以为，由打工潮引发的“临时夫妻”现象，不仅仅是源于住房问题引起的两地分居所致，婚外恋、离婚等现象，跟住房可没啥关系。难道刘代表所说的“临时夫妻们”都睡在露天的吗?难道他们的日常生活开支都是AA制的吗?再说，农民工的情感婚姻啥的，纯属个人隐私或私生活，毫无必要拿到讨论国计民生的两会上去说，也没有必要向古人那样还煞有介事的立法。

　　实际上，政府该做的，还是应该从世风上找根源，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教育上找症结，多多安排一些伦理、道德、忠贞等传统国学课程;从政策上多眷顾一下农民工群体，如用工单位尽可能安排农民工夫妻在一起工作等等，具体的我就不说了，那是时评家们该干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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