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修德目睹一九四二惨剧：野狗啃噬饿殍

　　发现大饥荒

　　——一个美国记者眼中的1942

　　正在热映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中国河南爆发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

　　电影里的“老东家”、“栓柱”是艺术加工出的人物，却也是3000万难民的真实缩影，苦难烙印在他们身上。70年过去，“老东家”、“栓柱”的人物原型再也无法找到，他们的生命，早已湮没成历史的尘埃。

　　电影里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却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把那次灾难记录在他的报道和回忆录中，留下了震撼人心的一部苦难史。这位曾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曾说，在中国河南的遭遇，让他“懂得了无政府状态和秩序、生与死的真实意义。”

　　通过白修德的眼睛和笔，我们可以看到1942年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难，绝不仅仅是电影开头所说的“吃的问题”。

　　1943年初春，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美国记者白修德，与他的同行——伦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一道，跳上了从郑州开往重庆的火车。

　　作为美国《时代》周刊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当时只有24岁的白修德刚刚在中国的河南目睹了一场真实的人间惨剧：3000万人在饥荒中颠沛流离，每天都有人死去，野狗在啃噬着倒毙的饿殍，难民们在饥饿中麻木、疯狂。而政府组织的赈灾不见踪影，听任难民们的生命像草芥一样消失。

　　这一切，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悲痛而愤怒。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我的笔记里很容易勾画出一个野兽般的世界，但他们不是兽类，他们是创造了世界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

　　乘上火车几个小时以后，这两个愤怒的外国人在洛阳火车站下了车，白修德几乎是一路飞跑到了洛阳电报局——归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他要把河南大饥荒的消息公告全世界。

　　报道稿件早就写好了，题目是《等待收成》。联系到白修德所描述的灾情，这个题目流露出的情绪让人绝望。

　　青黄不接的春天，正是灾荒年月最难熬的时候。经历了一年饥荒的难民们，不知能不能捱过去。政府救援还是没有到来，唯一的期望就是等着田里的秧苗长出庄稼。

　　收成，却似乎遥遥无期。

　　白修德写了一篇足够震撼人心的新闻报道，但他并不确信这篇报道能不能传到美国。他太熟悉当时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了——在成为《时代》周刊记者之前，他的工作是国民政府新闻处顾问，干的就是新闻审查的活。

　　白修德在哈佛大学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原名提奥多·h·怀特，白修德是他给自己起的汉语名字。1938年大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于是来到了中国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

　　但是，这份“顾问”的工作却没有给白修德带来任何成就感，“从业务上说，我主管‘中国新闻委员会’的通讯报道，月薪65美元。我自认为是‘反法西斯的战士’，实际上却受人雇用去操纵美国的舆论。”不久之后，白修德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时代》周刊驻中国特派记者。

　　《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出生在中国，一直对中国抱有特殊的亲密感情，与蒋介石夫妇私交甚好。白修德起初也和自己的老板立场一致，在新闻报道中对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蒋介石个人充满溢美之词。1942年大饥荒中的所见所闻，让白修德转向了蒋介石政权的对立面，他也因此被美国麦卡锡主义者视为抗战期间所有驻华记者中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

　　白修德很清楚，《等待收成》如果公开发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也同样清楚，这篇文章很可能没有机会公开发表。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制定的新闻审查制度，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接受审查。而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老同事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下来的。

　　然而，这封电报并没有被报务员发到重庆去，而是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第一时间直接发往了纽约。

　　直到去世，白修德也没弄明白这封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他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了此事：“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服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

　　不管是疏忽还是故意，1943年3月22日，一篇题为《等待收成》的新闻稿被刊登在美国《时代》周刊上。

　　这篇文章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西方世界突然爆炸，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中国的河南正发生着一场不可想象、极其惨烈的大饥荒。

　　就像文章的题目那样，河南的难民们正在饥馑中等待着新一年的收成，亦如一年前他们在春天大旱中的等待。

　　他们等来的却是绝望、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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