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将种师中：“靖康之耻”是被文官坑出来的？

时间：2019-06-25 10:17:42来源：本站整理阅读：45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准备了“靖康之耻”是被文官坑出来的?北宋名将种师中战死之悲剧，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种师中(1059—1126年)是北宋名将种世衡(985—1045年)之孙，与乃兄种师道名震西北。此前金人南侵，姚古出兵援太原，种师中则率军自河北援中山、河间。接到新的旨意之后，种师中一路鞍马劳顿，赶去增援，“闻命即行、奋不顾身”。他率军出井陉(今河北省井陉县北)，与姚古军遥相呼应，结为掎角之势。

　　本来姚古一支部队就令金军竭力应付了，如今再加上种师中的三万生力军，银术可所部金兵数量有限，一时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狼狈不堪。当时有谣言称西路金军疲于应付，准备北撤。结果这一谣言却被宋廷采信，新任同知枢密院事许翰(?—1133年)更是信以为真。他数次派人督促种师中出战，“且责以逗挠”。许翰催促种师中出战的文书甚至“一日六七至”，警告种师中必须解太原之围，才能洗清他养敌自重的罪责。

　　“逗挠”，按宋军律是大罪。宋廷有着完备的军法体系，战时军法十分严厉。宋代官方编修的重要军事著作《武经总要》中的“罚条”就是针对贻误战机的将领所制定的。比如第二十九条规定：“贼来，可出军而不出者，斩!”第四十条规定：“不服差遣者斩!”

　　宋代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具体掌管兵籍、军队之教阅、招补、拣汰、俸给、升迁、换官及制定有关军事法规和赏功罚过之事，同时也具有军事司法监督及审判案件的职能。许翰的同知枢密院事是正二品高官，是“佐枢长协理枢密院事”位尊权重的职务。宋廷虽然设立了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命种师道为宣抚使负责救援三镇之事，但种师道手下却并无一兵一卒，只徒有虚名地驻在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南)而已。

　　至于制置使则是武职，受宣抚使直辖，只限定于某路、某州，掌管边防军旅及从事征讨、捍御军事。鉴于种师道有职无权，所以姚古、种师中所部由枢密院遥控指挥。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宋廷忌讳种氏兄弟，担心武夫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面对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宋廷考虑的仍是如何压制武人，真是令人感叹。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种师中担任河东路制置副使，自然得奉许翰号令。许翰督促种师中作战，虽有越级指挥之嫌，却符合宋廷“以文抑武”的祖宗家法。

　　史载，面对着严刑峻法和长官逼迫，“老成持重”的种师中扼腕长叹道：“事之不济，天也!逗挠，兵家大戮也。吾结发从军，今老矣，忍受此为罪乎?”于是，种师中一面派人与姚古约定同时进军，一面率军向太原进发。因为匆忙，种师中等不及辎重赏军到达，就匆匆出发。《孙子兵法》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种师中正是在后勤保障没有到位的情况下，被迫出兵。

　　当时，金军的防御重点在潞泽，没有料到种师中率军从平定(今山西平定)进攻，所以金军仓促迎战失利而走。种师中乘胜收复了寿阳等县，他挥师而进，距离太原城仅三十里。哪知道姚古并没有率军如约而至，种师中担心孤军作战，再加上宋军“已乏食三日矣”，他只好“回趋榆次(今山西晋中)就粮”，在距榆次三十里的胡林休整。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有许多，但后勤补给无疑是很重要的一点。金人可以烧杀掳掠、“因粮于敌”，宋人只能依靠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悲哀的是，北宋末年军政荒废，根本没有建立起适合战时的后勤保障体系。后勤补给的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勤王部队的作战士气，进而影响了战事的结果。

　　本来，宋军勤王之师的后勤补给，多是依靠地方沿途供应。但北宋末年军纪大坏，这些勤王之师到了地方，时有纵兵大掠的事情发生。对这些行为的放任，导致勤王之师经过，许多地方州县“多不听入城”。

　　结果种师中所部宋兵，因为缺粮每天的口粮只有豆一勺，官军上下无不面有菜色。据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考证，宋时，“十天的口粮，大致上可说是军队自带粮食的极限”。按宋军“人食日二升”的供给标准，这一勺豆子少得可怜，连塞牙缝也不够。皇帝不差饿兵，宋军饿着肚子行军已经是强人所难了，如何要求他们上阵杀敌?在入援太原的途中，许多士兵已经“未尝被坚执锐”，随身器甲“悉委傔负之”。可以说，种师中选择休整、等待后勤补给，也是无奈之举。

　　可就在宋军懈惰之时，金军突然掩杀而至。所幸在种师中的指挥下，宋军很快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过来，迅速投入战斗。

　　宋军配备的制式武器有多种，其中专门克制辽人、西夏铁骑的就是各种弩。《武备志》载：“中国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汉唐以后虏弓日强，遂不可复及，唯弩之用为最。”

　　北宋从建国之始，一直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因为宋军马匹短缺，很难在野战战场上与游牧民族抗衡，因此除了多多修筑城池严防死守，也十分重视武器的生产与革新。这之中，弩因具有“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攻防兼备的特点，被宋廷格外重视，当时的弩有白桦弩、黄桦弩、黑漆弩、跳蹬弩等数种。

　　宋初，“京师所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赵匡胤亲自检阅，尤其对弩的检查绝不放松。赵光义也经常检阅弩手的训练情况，当看到有禁军“挽强弩至一石五斗，连二十发而有余力”，十分欣慰。

　　北宋单兵弩的标准拉力是两石五斗至两石八斗，宋一石为九十二点五宋斤，一宋斤约合现代一点一市斤。抗金名将岳飞“挽弓三百斤，弩八石”，着实是神力惊人。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一个叫李宏的人发明了一种名为神臂弓的新武器。据《宋史·兵志》记载，神臂弓名为弓，其实是一种重型弩。一个合格的宋军士兵必须有三百斤左右的臂力，才能娴熟地使用神臂弓。神臂弓“身长三尺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射三百四十余步，入榆木半笴”。神臂弓的弩身由坚硬的山桑木制成，弩梢采用檀木，“马面牙发”(扳机)则以铜制，弦用麻绳，在弩的前端装有协助装填的“干镫”。宋时一步约为一米五余，三百四十步的最大射程即为五百一十多米。在有效射程里，神臂弓可以穿透榆木，深入半只箭杆，显然是威力巨大的杀人利器。神臂弓是宋军的主战兵器，金兵对之十分忌惮，攻宋急先锋金兀术曾心有余悸道：“宋用军器，大妙者不过神臂弓，次者重斧，外无所畏。”

　　宋军与敌对垒时，一般是牌手在最前。宋军使用的盾牌分为步、骑两种，步兵使用的盾牌由木材制成胎骨后，在外面蒙上皮革增强防护力。其形制是平底尖首，中间有纵棱，在里面安有枪木。持放在地上，士兵可以将整个身躯躲避在盾牌后面。

　　南宋名将吴璘曾经总结过金兵的作战特点：“金人有四长：曰骑兵，曰坚忍，曰重甲，曰弓矢。”如果没有步兵的牌手在前遮挡，金军的弓矢势必会给宋军造成大规模杀伤。

　　盾牌之后，就是手持长枪的步兵以及使用弓弩的射手。按北宋军制，弓弩手在军中所占比例至少有五成。宋军一般等到敌人进入神臂弓的射程后，先发一弩，如果射入敌阵，则神臂弓开始齐射。当敌人冲得更近些时，其他弓弩再轮番射击。此举缩短了弩的发射间歇期，达到了“弩声不绝”、“发发相继”的最佳效果。这种以弩手为核心战力的战术，是兼顾各种弓弩的优点而创，是宋军以步制骑、克敌制胜的法宝。

　　当时金兵的战术一般是：“凡敌人遇我师，必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阵，左右夹攻，故谓之三生阵。”通常情况下，为了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战术效果，金兵会使用轻装骑兵对敌方发起突然冲锋，以击溃军心不稳、立足不定的步兵，但在精干、训练有素的弓弩兵面前就会败下阵来。

　　银术可率领的金兵一开始没有料到宋军会迅速组织起防御，结果金军的贸然冲锋，被一顿乱箭射得死伤惨重，丢下无数尸体狼狈逃窜。战后打扫战场，种师中要奖赏立功的将士，才发现“辎重未至”。军兵失望之余，“皆愤怒，相与散去”。如此一来，种师中所部战斗力又大打折扣。

　　五月初九，休整后的金兵卷土重来，“悉兵来攻”种师中的右军。金兵这次改变了战术，派出了足以抵御宋军强弩的轻重甲骑兵混编队伍，“每五十人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金军的重甲骑兵“皆重铠全装”，“被两层铁兜鍪(头盔)”。金军的重甲究竟有多重，参照宋制可知：宋轻甲为“三十七斤十两”，重者“五十八斤一两”，金兵的重甲分量应该超过宋军。金兵身着数十斤铠甲，头戴两层兜鍪还可以来回冲杀，战斗力实在是剽悍至极。

　　宋人沈绾曾到过金营，载金人“兜鍪极坚，只露两眼，枪箭所不能入”。当时宋军的神臂弓其实已经很难将金人重甲射穿。直至南宋初年，宋人不断增加弩的射程与穿透力，才使改良后的神劲弓、克敌弓纷纷涌现。它们虽然踏张困难，发射间隔长，但“每射铁马，一发应弦而倒”，成了宋人克制金兵铁甲重骑的有效武器。

　　见金兵杀至，种师中派出先锋“招安巨寇”杨志迎敌。宋军根本抵挡不住金兵铁甲重骑的冲锋。杨志很快败退，宋军“右军先溃”、“前军亦奔”。

　　不过，虽然《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杨志不战而走，但依其他史料所载，战后杨志由三十八级的“武节郎”连升两级成为“武德郎”，杨志又似乎有功无过。

　　种师中率麾下竭力抵御，然宋军伤亡惨重，死尸相枕，一片狼藉。从早晨战至近午时，浴血奋战的只剩下百余军兵，种师中身被数创仍力战不息。最终，种师中寡不敌众战死疆场，时年六十八岁。此役，三万宋军侥幸逃脱的最多二三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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