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变化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

时间：2020-09-17 13:42:53来源：未知阅读：321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司马光和王安石变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司马光有着自己一整套治国理政的逻辑，甚至在政治目的上跟王安石是相同的，只是手段上与王安石有异。下面就简单聊一聊司马光与王安石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赵宋统治，司马光的政治目标也是如此

　　从本质上看，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统治阶级的一次自我调整。从王安石以及支持变法的宋神宗的动机，以及变法的实践来看，本次变法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巩固和加强大宋统治。

　　所以，王安石变法不会考虑或者代表底层民众的利益。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邓广铭先生在《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写道：“在(王安石)各种新法推行了十多年之后，佃农、半自耕农以至部分自耕农农的生活情况，几乎没有比变法以前得到改善”、“各地仍陆续爆发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农民起义事件，正是各地劳苦大众对新法做出的最明确的评价和表态”。

　　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上看，王安石变法不可能维护底层民众利益。相反，其变法不仅增加了底层民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对底层的控制(如保甲法)。而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王安石是一致的，司马光也不会考虑底层的利益，他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大宋的统治。虽然，司马光说过“民疲而不恤，则聚为盗贼”之类的话，但他的出发点是担心“国家有垒卵之危”，而并非体恤底层大众之苦。

　　在当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于彼此的评价是“趋向虽殊,大归则同”。因此，他们两个人的政治目的大体一致。所以，问题就来了。那么司马光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变法?以及反对变法中的那些内容呢?

　　二、司马光反对变法，主要是不同意王安石解决大宋三大冗的理念和手段

　　自太祖登基到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大宋已立国109年，各种政治弊端都开始显现。比较公认的三大冗，是冗官、冗兵、冗费。当时，但凡有抱负的士人官僚，都认为必须解决这三大问题。惟其如此，大宋才能持续健康发展下去。王安石和司马光也不例外。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司马光和王安石解决三大冗的方式不一致。司马光注重传统，比较中庸;而王安石则比较激进，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故而，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另外，王安石重法治，而司马光重人治。

　　司马光对于大宋的弊端的认知以及解决方案，并没有超越同代其他官僚。他认识到了朝局的问题所在，但又不像王安石那样有系统的解决方案。他只强调从人治的角度，慢慢改变弊端，加强大宋统治。但具体怎么办，他并没有落地的方案。

　　而王安石则不同，他从法治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虽然有些新政措施并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与预期相反的后果。但毕竟，王安石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体系。

　　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石是主动变法的一方，而司马光仅仅是在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中找错误和不足。具体而言，从三冗的角度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新政有以下不同的意见。

　　(一)冗官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以冗增冗”

　　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上下官员不到1万人，到宋神宗元熙年间的变法前夕，统计的官员人数约2.5万人，60年间增加了约3倍。如果加上“台寺之小吏”之类的编外人员，那么增加的官吏人数就远远不止3倍了。庞大的官僚，给大宋带来严重的后果。

　　第一是，国家养官吏的成本日渐增加，给财政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第二是，造成了人浮于事，机构尾大不掉，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窘境。

　　所以，当时很多士大夫都奔走呼号，认为整顿官僚机构、澄汰冗官是“当世之务，莫急于此”。而王安石和司马光都知道这种冗沉的官僚机构的危害。

　　但奇怪的是，王安石的新政，并没有把整顿吏治作为重点，而是持增设机构能减少费用的观点(“增创官司，所以省费”)。不知道这是否跟现代社会所谓的为了提高效率，而不断增加信息化部门，进而创设了很多新的岗位是相同的考虑。

　　王安石的这种做法，司马光肯定是无法理解的，他指责王安石创设新机构的做法是用冗余代替冗余(“设官则以冗增冗”)。这大概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冗官方面的分歧。

　　(二)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募兵制”

　　大宋的冗兵，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提到：“北宋采取募兵及养兵政策，国家还需要不断招募新兵，但旧兵又不退役。于是，国家的军队越来越庞大。就拿禁军来说，宋太祖开国时只有20万，太宗时增加至66万，仁宗时增加至125万。这么庞大的军队，对外没有什么战斗力，但对内却是寻衅滋事的好角色。国家财政要负担如此巨额的军队开销，其负担可想而知”。

　　所以，到宋神宗之时，朝廷内外普遍认为，目前冗兵问题已经导致国力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今宫冗兵多，民力不勘”)。而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但他对于目前的北宋的兵制没有改变的想法。

　　王安石则不然，他不光想精简军队，更重要的是想改变兵制，将募兵制改为征兵制。在这一点上，司马光激烈反对。王安石以《保甲法》位手段，试图推行兵农和一的制度。但这在当时很难推行下去，其中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是，那一百多万的禁军怎么处理?弄不好就会发生兵变。而司马光批评《保甲法》让农民舍弃耕桑，而专事战争，如此会损害国家的财政收入。这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第二个分歧点。

　　(三)冗兵方面：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仅开源不节流”

　　我们后世人都说大宋繁华，那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能说明。但大宋的冗费也差不多是历朝之最了。由于崇尚奢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是很平常的事。

　　因此，当时有不少士大夫都反对奢华之风，呼吁减少国家开支。宋神宗登基之后，不少大臣都劝说皇帝：“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

　　而司马光更是厉行节俭的拥趸，他强调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侧身克己，痛自节约”。同时提出“节用之道，必自贵近始”，也就是主张从皇帝及皇亲贵戚、士大夫阶层带头做到躬行节俭。

　　但从人的角度看，司马光的主张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人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没有监督惩罚机制的约束下，仅仅靠提倡和呼吁，是无法达到效果的。

　　或许王安石认识到了这部分，他的主张就跟司马光完全不同。为此，二人还在御前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王安石却认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司马光反驳：“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

　　他们的观点大意是，司马光主张厉行节俭(也就是节流)，但王安石认为节俭并非当务之急，如果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国家何愁不富(也就是开源)。但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所谓的开源本质上是搜刮民脂民膏，增加民众负担。

　　他们两个人各执一词，但实际上都无法解决冗费的问题。前文已经说过，司马光仅仅提倡节俭无法有效制约奢靡之风。而王安石所说的增加国家财政，在实践中也会困难重重。一方面的确存在司马光所说的加重民众负担的嫌疑(增加财政收入最直接的就是加税，如此一定会加重民众负担);另一方面，增加的收入到底能有多少能流入中央政府?因此，在冗费的解决方案上，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理念。

　　最后，综合来看，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想通过自己的执政理念来改善国家的种种弊端(冗官、冗兵、冗费)。区别是司马光认可温和中庸的方式慢慢改，而王安石则想采取较为激进的变革方式。最终的历史证明，王安石没有成功，司马光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有些问题，明明知道，但就是无法解决，这就是历史，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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