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是怎么评定七国之乱的?在那之后都有些什么样的收获？

时间：2020-11-20 10:34:19来源：互联网阅读：109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七国之乱后，景帝收获了什么成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七国之乱是景帝时期吴王联合其他六国诸侯反抗汉朝的作乱行为，在高祖施行郡国并行制的社会背景下，七国控制的疆域不小于汉朝，社会财富和人口数量也不弱于汉朝，因此一度令汉景帝感受到了巨大的危机。

　　危急关头，名将周亚夫力挽狂澜，凭借着正确的战略方向和高超的战术素养，成功平息了这场混乱，令景帝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踏实下来。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七国之乱的破坏力惊人，但是在战后景帝也收获了不少成果。

　　七国战败后，景帝乘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用法理武器剥夺了诸侯治理封地的权力：

　　汉承秦制，然而高祖却没有沿用始皇制定的郡县制，而是选择了更古老的分封制，之所以出现了这种选择，主要是高祖希望用血脉关系和利益共同维护住刘氏集团的团结，共同护佑刘氏江山。

　　遗憾的是，无论是八百年国运的周朝，还是和高祖争斗多年的西楚政权，都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高祖，分封制存在着巨大的弊端，不利于政权的延续。

　　比起利益关系，分封制的核心是血脉和感情的制约，然而这种关系往往只存在三代之中，当过了三代后，后来的子孙们因为和其他宗族成员天各一方，又没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所以血缘亲情会变得十分淡薄，根本抵挡不住巨大的利益诱惑。

　　就好比某天你中了一百万的，突然有人跳出来说是你太爷爷兄弟的后人，虽然百十年不曾见面，但是始终挂念着你，因此要和你分享这一百万奖金。面对这种情况，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严词拒绝。

　　而分封制中的其他诸侯，从本质上来说只不过是上文中的远方亲戚罢了。他们之所以能够跨越军功集团成为诸侯，皆是因为高祖个人对宗族的重视，这种思想作为高祖的一家之言，具有很大的局限，只不过文帝作为他的儿子，不愿意轻易推翻父亲的决定，所以才能延续到景帝时期。

　　景帝是高祖的孙子，对上一代的感情远不如父亲，利益在他心中占了更大的比例，所以七国之乱给了他收回诸侯自治权的合理借口。

　　在更细致的层面，景帝再进一步，回收了诸侯国的官员任命权和财政权。诸侯国的国相、少府、等官职都被取消，改由中央统一调派。

　　国相自然不必说，他们是为诸侯王出谋划策的第一智囊，作为和诸侯王有着共同利益来源渠道的人，列国国相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往往会坚定地站在诸侯王一方，如果诸侯王像吴王一样反汉，那么很大程度国相们也会站到汉朝的对立面：

　　少府是掌管矿产税收的官员，他们被裁撤，意味着皇帝将诸侯国的矿产资源收归中央，从此之后，诸侯国的财政收入大幅降低，诸侯们只能靠着俸禄生活：

　　这两个权力被回收后，除了为汉朝创造就业岗位和积累财富外，更深远的影响是把之后领地内的所有社会情况悉数曝光在朝堂的监视之下，这样中央就可以摸清不同地区的人口、田亩、物资、储备粮等事物的具体情况。

　　景帝要以此举告诉对方，我不光要掠夺你现在有的，还要提前预定你未来产出的，或许我无法清点你现有的财富数量，可是未来的数据被我掌握得十分详细，并且将成为中央评价你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在被裁撤的官职名单中，有两个职位十分有意思，值得拿出来单独说说，那就是御史大夫、廷尉为代表的执法监督官员。

　　之前，这类官员代表了诸侯国的司法权。打个比方，如果有人弹劾某位诸侯国官员，那么这些执法官员就可以对他进行调查，最终给出是否有罪的结论，而不必上报中央去判定其罪状。

　　因此，诸侯国的官员们，其生杀大权都掌握在诸侯领导的司法官员手中，如果他们说你有罪，那么中央也懒得去调查你是否被冤枉，诸侯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小朝堂处理他。

　　而这些司法官员，很明显是受到了诸侯的管制，很容易成为诸侯们制约大臣的工具。如果这个权力不被回收，那么无论中央派过来多少官员，都会最终在威胁下选择战队诸侯。就算这些排到地方的官员受委屈后回到中央，又会因为双方的执法标准不同而陷入扯皮，在这种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放弃个人而安抚地方诸侯。

　　综上所述，如果中央为了方便而保留诸侯的司法权(不用出一起官司就要地方和中央协同办案两头跑)，那么就会令之前取消诸侯官员任命权的命令变成一纸空文，无法受到制约。到那个时候，就算中央一茬一茬往地方派人，诸侯都有能力通过执法权令他们进入自己的阵营。

　　司法权的回收，意味着诸侯王再也没有能力控制国内的官员了。从此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完整地呈现在皇帝面前。

　　总结景帝在七国之乱后的成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地方权力回归中央，地方财富进入国库。这起之前一度让景帝担惊受怕的祸乱，在周亚夫的不动如山下，反而成为了汉朝完成权力整合的契机。

　　由于汉朝初期提倡还利于民，大力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百姓的生活比较富足，因此平民阶级和统治阶级相处得十分和谐。而整个汉朝的最大隐患，隐藏在皇氏集团、刘氏集团和军功集团的社会斗争之中。

　　文帝时期，无论高祖还是惠帝留下的烂摊子，皆被稳定的社会环境所掩盖，令人不易被察觉。饶是如此，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产还是出现了异动，这说明地方势力过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为后来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幸运的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历史有时真的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国运的昌隆与否和福报的大小之分。七国之乱，最终成为汉朝完全权力集中的催化剂，为文景之治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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