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的命运为何异常令人惋惜？仕途坎坷，诗名也未显达

时间：2021-04-02 11:54:19来源：未知阅读：12

　　说到高启，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星空历史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自古文人多悲剧，位遇显达，百不二三，而怀才不遇，命途坎坷者，不在少数。

　　不管是“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极其悲切，观民间疾苦，吟苦痛之词的杜甫;还是“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引吭高歌，悲而不伤，作高亢之语的刘禹锡;亦或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外职避世，独善其身，行自娱之事的白居易。

　　还有六岁能文，一篇《滕王阁序》文惊天下，却在青春年少，命途夭折死于非命的王勃。

　　还有“骸骨半死，血气中绝，四支萎堕，五官欹缺”，重病缠身抱残归隐，难堪病痛投水自尽的卢照邻。

　　数不胜数，不一枚举，这些诗人虽命途悲惨，但诗文成就却为世人所知，所谓苦难成就诗人，此言非虚。

　　而在众多屈才夭折的文人中 , 有一位却异常令人惋惜，仕途坎坷不断，诗名未曾显达，生命也止于盛年，观其命运，极尽悲惨，惹人戚戚。

　　此人便是高启，又称季迪，著名诗人，生在元末明初，能诗善文，又以律诗见长，元明之际诗坛颓靡，高启独扛诗坛大旗，与刘伯温、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又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后人尊他为“明初诗人之冠”，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推崇他为“(明代)开国诗人第一”;诗人毛润之称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有人称高启为悲剧诗人，而他最大的悲剧 , 并不在于他的朋友张羽《悼高青丘季迪》诗中说的 : “生平意气竟何为 ? 无禄无田最可悲 ” , 而是他正值壮年，却遭受牵连死于腰斩的结局。

　　纵观其一生，高启的悲剧 , 不徒在结局，一生短短37载却命途多舛：

　　出生优渥，少有文才，却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童年便遭不幸，独面生活万千艰辛，这是童年之悲。

　　一身抱负，才名闻世，又遭逢乱世，仕途不顺;入仕又遇坎坷，政治热情很快冰凉，这是仕途之悲。

　　诗作频出，诗名初盛，却兼师众长，未成一家;对诗亦有追求，无奈未达更高境界，这是诗家之悲。

　　孤高耿介，仕无显为，又遭受牵连，腰斩而亡;生命还未绚烂，顷刻之间行至末路，这是生命之悲。

　　但试想，倘若高启能活到暮年，结局可能大不一样，当然格所致，仕途或许依然无甚作为，可以高启之才能，在诗坛多添建树，其诗文境界更上一层，却是极有可能。

　　不管怎样，中年横死酷刑的结局正是他一生悲剧的落幕，行世太早 , 殒折太速，高启一生短暂，都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和悲剧意味。

　　出身富家，少年文俊

　　元朝末年，世道激烈动荡。

　　1336年，高启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贵族家庭，家世远远可追溯至北齐开国皇帝高欢，先人随宋室南迁 , 家临安。元末浙中战乱 , 避地吴中，世居北郭。父祖丰于财而弗耀 , 而高启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

　　虽然如此，但高启依然家境殷实，幼年时期，也算衣食无忧。

　　高启很小时，便以自己的家世为豪， “我祖昔都邺 , 神乱为世雄” 、 “我家本出渤海王 ” , 作为北齐开国皇帝的后裔。这样的家世使他热血沸腾 , 豪气满怀。

　　因此，在高启少年时，颇有任侠情怀，追慕吴中先辈及古侠义之士，那时的高启，怎知“悲”为何物：

　　少时志气壮 , 不识愁气悲。呼俦射鸣雁 , 深骛东山坡。——《秋怀十首》其一

　　放纵任侠 , 不喜读书 “喜过毛公舍 , 懒下董子帷 ”, 一心只想 “偶从岸头侯 , 跨鞍赴边陲 ”, 以至为乡党不容 : “少年贫无行 , 乡里不相推”。

　　此般无忧无虑，小小年纪的高启，便有了倚马跨剑、报效家国的鸿愿。

　　还未等到高启成年，命运的捉弄便抢了先。

　　父母接踵而亡，门庭涣散，从此无依无靠，独面生活。

　　十五六岁, 高启侠气渐敛 , 弃武学文，改而折节读书。“嗟余少本好剑舞 , 学书晚方从父兄” 、 “不习弓刀诵坟典 ” , 尤好诗歌 , 终日苦吟。

　　而高启，不仅勤苦用功，也表现出极高的诗歌天赋，吕勉在《槎轩集》中有记载：

　　踰弱冠 , 日课诗五首 , 久而恐不精 , 日二首 , 后一首 , 皆工致沉着 , 不经人道语 , 然有以当乎人心 , 而不知手足之舞蹈也。

　　当时，高启与王行、徐贲、张羽、杨基、余尧臣等人相交，唱和很多，号称 “北郭十友 ”, 声气相应 , 名动一时。

　　由侠而儒 , 豪气虽敛不尽 ,而政治热情也渐渐高涨，自以为功名可立致：

　　我少喜功名 , 轻事勇且狂。到影每自奇 , 磊落七尺长。余将二三策 , 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 , 岂数尚书郎。——《赠薛相士》

　　在那个年代，中国文坛之中小说戏曲流行甚广，诗歌已非主流，而高启自小学诗，在当世小有成就，诗坛有了发展的希望，同时，一心写诗的高启，也极容易受到当时读书人的推崇，高启很快凭着写诗，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才子。

　　正值乱世，小有名气的高启很容易成为各地诸侯的座上客，很快，便迎来了第一次政治生命。

　　元末入仕，初探官场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张士诚据吴称王，驻守吴中的饶介，素闻高启才名，多次派人邀请，延为上宾，招为幕僚，高启好友如杨基、徐贲皆被招募成为僚属。

　　热衷功名，又有人赏识，高启自然欣然入帐。

　　而短短几年后，高启因厌恶官场，借故离开，挈家离郡城 , 避居青丘，此后张士诚再三招揽，高启拒而不往。

　　此举很让人意外，当时张士诚势力并未衰弱，满怀政治热情的高启，不被张士诚所用，其后原因，倒值得深究。

　　后世学者汪端谓称，季迪策其必败 , 坚不往，这似乎指出了高启拒聘的直接原因，因为高启预感张士诚必定会败，所以坚持不往，可实际上，张士诚不论成败，对高启施展抱负的影响并不大，笔者认为，这其后，仍有其他复杂的原因。

　　其一，是高启对张士诚的不屑。

　　最初，张士诚入据平江，高启对其并无好感，反而在不少诗句中，都声色俱厉的称其为“盗贼”，并严厉的谴责张士诚入城后的杀戮：

　　千村杀戮鸡犬无 , 骨肉谁家保相共 ?

　　而高启，作为一个读书人，骨子里仍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群雄割据，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此种局面使他反感，内心的天平不自然的偏向朝廷，而张士诚在高启心中不过是草寇，从一开始，就没得到高启的认可。

　　其二，高启有大志，耻为文学侍从之臣。

　　高启拒聘还有一个原因，自小恃才，自尊人格尤为强烈，而作为一个书生，高启也只能做一个文学侍从，大都是写写檄文、安抚军心的工作，这显然与从小深埋任侠心的高启心底所愿相悖，“喜从兔园游 , 惭受狗监荐 ”，若做个侍从，实在不屑。

　　其三，交游吴越，看清局势，张士诚无力平天下。

　　高启最后未为张氏所用 , 跟他的吴越之游亦有密切的关系。

　　兵荒马乱的时期，高启交游吴越一年有余，似乎在另寻明主，又似乎效仿古人观世间疾苦，作苦吟之句，总之，在这样的局势下，选择出游，总不会是为了游山玩水，观览美景。

　　“昔年偶失路 , 羁役戎马间”，吴越之游 , 高启渐渐看清了群雄割据的局势 ,也慢慢知道张士诚并非有远图的豪杰 , 既无大志 , 又不能爱惜起用人才。远游中所作的《筑城词》, 已然直接挑明对张士诚的不看好：

　　去年筑城卒 , 霜压城下骨。今年筑城人 , 汗洒城下尘。......

　　可以说 , 吴越之游是诗人热衷用世到蛰伏待时的一大转折 , 这一转折决定了诗人不能为张士诚所用。

　　果如高启所言，不久，朱元璋兵围平江 , 张士诚城破兵败为朱元璋所俘，张士诚势力全面覆亡，好在高启趁早退隐，才避开牵连，免受其祸。

　　旧主崩溃而败，高启似乎并没有多少悲痛，当年元夕仍应朋友之约 , 会饮城南 , 作诗云 : 明年此夕会升平 , 把酒相邀更相贺。

　　江山易主，再入仕途

　　朱明王朝的建立，给了高启第二次入仕的机会。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修《元史》, “尤粹群史 ”的高启经人推荐征为纂修，应召入朝。

　　受到新朝礼聘，高启自然高兴，也对新朝满怀希望，他为四海一统的局面欣然，同时，也为自己能大展拳脚而兴奋不已，他在《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中坦言：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 , 祸乱初平事休息 , 从今四海永为家 , 不用长江限南北。

　　一个孺子天下太平的根本心愿和入世用世的抱负得以重合，对高启来说，已是如他所愿的盛世。

　　初涉官场 , 诗人还有许多不习惯 , 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 编史以后前途的忐忑 , 他内心还不踏实。在《元史》编成后, 次年授翰林编修、复命教授诸王后 , 朱元璋对其尤为看重，高启的仕途看起来也顺风顺水，从此也就一心一意留在京师做官。

　　何当乞还弃手版 , 重理吴榜寻渔矶，他内心更多的是对朱元璋的感恩 ,：

　　余方谬通籍 , 讲帷近清殿。故园岂不怀 , 君恩正深恋。——《送顾式归吴》

　　至此，高启的政治生涯，似乎并没有什么风波，而让人难料的是，高启再一次选择退隐，而这一次，似乎也暗示着接下来的悲剧。

　　恳辞致政，急流勇退

　　新朝刚立，朱元璋对旧朝遗臣迫害殆尽，重要官位有了空余，高启被擢户部侍郎，突然连升几级，高启诚惶诚恐，本是好事一件，而高企却无限隐忧，当即恳辞致政，朱元璋也不强留，赐白金放还，高启得返青丘，在张适《哀辞》中有记载:

　　未逾年 , 特授户部侍郎。自以不能理天下财赋 , 力辞忤旨。仍赐白金一镒 , 以酬训诲之功。

　　盛世求退，引人费解，皇恩浩荡，却不惜忤逆，此种做法实在轻率，细究之后，有两层原因或为主导：

　　一是对朱明王朝甚至是对朱元璋的恐惧感。

　　朱元璋攻破平江 , 对苏杭百姓经济上横征暴敛 , 为防止苏杭百姓的反抗 , 多次强迫士民迁徙，尤其城破之日第一次大迁徙 , 朱元璋对张士诚降将的残酷迫害 , 无不刺激诗人的心灵 , 留下浓重的阴影。

　　朱元璋残酷的报复 , 使江南士大夫 , 即是身在朝廷也心怀恐惧 , 感受到朱元璋的疑嫉 , 而如临深渊 , 如履薄冰 , 所以江南士大夫辞官几乎成为一种风气，高启亦是受此影响。

　　二是高启固有的忧患意识。

　　他内心一直怕得罪获遣 , “名宦诚足贵 , 猥承惧愆尤 ”，另外他也有自知之明 , “书生只解弄口颊 , 无力可报朝廷恩 ”, 他虽为儒生 , 亦有老庄的 “知足故不辱 ”、“无为避祸”的思想。

　　所以故而一旦超擢不次 , 反使他陷入茫然，手足无措。

　　远祸自保，仍遭横祸

　　需要注意的是，高启这次退隐 , 与之前蛰居青丘拒聘张士诚 , 有质的区别。

　　前次是乱世之中韬光养晦 , 隐是为了更好的出 , 欲有所为 , 充满从政的热情与理想 , 所以谈兵说剑 , 豪气犹在 : 悯然以天下无人 , 一时武勇多下之。

　　而此次是盛世求退 , 急流勇退 , 远祸自保 , 诗人的政治热情已经衰退 , 再没有昔日的豪气与壮怀，所以再升官迁官之时，内心的不安慢慢侵蚀残余的热情，可以说 , 高启即便仍居官从政 , 也不会大有作为 , 可高启直接忤逆皇恩，确实不高明，此举让朱元璋心里，有了猜疑和芥蒂。

　　而朱元璋，是个睚眦必报的人，高启力辞忤旨，不仅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成为自己悲惨结局的序章。

　　后来，苏州知府魏观修复府治旧基，高启为此撰写了《上梁文》，因府治旧基原为张士诚宫址，有人诬告魏观有反心，魏被诛;

　　还不算完，朱元璋在魏观案中意外发现了高启的影子，让高启走上刑台的，是一篇名为《郡治上梁文》的应世文，其中有“龙蟠虎踞”的字眼，犯了朱元璋大忌。按照朱元璋的逻辑，“龙蟠虎踞”之地当为帝王所居，你高启把张士诚住过的地方也称“龙蟠虎踞”，是何居心?这种大逆不道之徒，当诛!

　　时年39岁的高启被执送南京时，在途中仍吟诵不绝。有“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彻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之句表白心迹。

　　高启被腰斩时，是朱元璋亲自监斩，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可见朱元璋对其芥蒂颇深。

　　这个罪名，时人讳莫如深，所作志传哀辞 , 都模糊其辞。《高启传》只说其为魏观所累 “连蹇以死 ”。张适所著的《哀辞》亦说 : 缘事连坐以殁 , 士大夫糜不为之痛惜。

　　后来，魏观得到平反昭雪 , 高启的死非其罪 , 被证明是无辜和冤枉的。

　　高启正值盛年，却得此下场，实在凄惨。

　　有人将高启之死，归于文字祸;

　　蒋一夔《尧山堂外纪》中说高启有《题宫女图》诗云 :

　　女奴扶醉踏苍苔 , 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 , 夜深宫禁有谁来?明祖闻而衔之 , 故及于祸。《吴中野史》中说“因诗触怒 , 假手魏守之狱。

　　此种说法显然有失妥当，如前文所说，高启为官之时，无不感念皇恩，时时歌颂明志，而力辞忤旨 , 也是胆战心惊，“式省愆兮兢惕 , 恐驾祸兮逮躬”，又怎会以诗讥刺掖庭 , 自招祸端，作诗招祸说 ,实属无稽之谈。

　　笔者认为，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绝不只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刑事案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是朱元璋向那些不愿顺从的士人发出的明确、冰冷的高压警告，可以说是朱明政权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不只是高启，与高启齐名的“明初四杰”都无一幸免。杨基被罚作苦工，劳役一生死在工所;张羽沉尸河底尸骨无存;徐贲锒铛入狱，遭人迫害致死。

　　28年后，朱棣诛了方孝儒十族，若宋朝是古代文人的天堂，那明代则是文人的噩梦，文人骨子里的傲气被朱元璋父子砍没了。

　　而高启，是一个开端，也是那个时代无数文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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