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熜是如何为父亲升祔太庙的?其目的是什么？

时间：2021-08-09 14:23:55来源：本站整理阅读：305

　　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死后无嗣，其生母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决定，由近支的皇室、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下面由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这篇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接着往下看

　　朱厚熜即位之后不久，便开始了为父亲正名之路，为此他与大臣们相互博弈长达二十四年，最终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六月将父亲成功抬入了太庙。那么，朱厚熜是如何将父亲升祔太庙的呢?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尽孝道吗?

　　即位不久爆发“大礼仪之争”，历经三载朱厚熜认回父亲

　　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七日，就在朱厚熜即位后不久，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毛澄遵照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意思，率领文武大臣上奏，认为朱厚熜乃是入嗣即位，因此应该遵照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先例，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皇考(父亲)，以兴献王朱佑杬为皇叔考(叔父)。结果惹怒朱厚熜，“大礼仪之争”就此爆发。

　　毛澄的建议可以说引起了朱厚熜母子的极大抵触，其母蒋氏怒道，“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朱厚熜更是要辞去天子之位，侍奉母亲蒋氏返回安陆。

　　虽然内阁首辅杨廷和明确表示，谁持有不同意见便将被视为“奸邪”，应该“当斩”或黜为外官。但偏偏有人不信邪，刚刚考中进士的张璁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汉哀帝、宋英宗虽为定陶王、濮王之子，但却因汉成帝和宋仁宗无子而早早被养在宫中、立为皇嗣，而明孝宗不仅有朱厚照这个儿子，且朱厚照此前也曾在位，因此并不符合旧制。

　　不过，由于朱厚熜刚刚即位不久，而张璁也才刚刚踏入仕途，两人很快便败下阵来，此次交锋最终以张璁贬至南京告终。嘉靖二年(1523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上疏，重提大礼仪之事，明世宗于是决定于次年正月再度廷议，并召张璁、桂萼入京，但行至凤阳便又接到了“不必来京”旨意。

　　糊里糊涂返回南京的张璁、桂萼，得知嘉靖帝已经下诏称明孝宗为皇考，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后，立即再度上书，认为应该去掉“本生”两字，否则会让后世认定朱厚熜为孝宗之子。不过，张璁、桂萼的提议，很快便遭遇了杨廷和一派“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的抵触(《汪俊传》)。

　　嘉靖三年(1524年)五月，张璁、桂萼再度奉诏入京，结果却立即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劾，甚至一度面临被捕杀的威胁。不过，随着朱厚熜逐渐坐稳皇位，两人不仅没有遭遇危险，反而被晋升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处理礼仪问题。

　　同年七月，朱厚熜于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将为生母的尊号去掉“本生”二字，结果立即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事后，何孟春、杨慎等感觉事情有点不对劲，于是召集大臣231人(《明史》称229人)全部跪于左顺门外，以“仗节死义”的决心向朱厚熜示威，意图迫使其取消此念头。

　　然而，这次朱厚熜却不愿退让，在多次令引礼监太监劝退无果，大臣们死谏不退的情况下，朱厚熜一怒之下将134人收监，并对五品以下的180余人施以廷杖，当场打死17人，史称“左顺门惨案”。

　　同年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等奉诏召集大臣于阙右门辨议大礼，有了前车之鉴，这次朱厚熜终于大获成功。历经长达三年的博弈，朱厚熜最终得以尊明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生母章圣皇太后为圣母，明武宗朱厚照为皇兄，庄肃皇后为皇嫂。

　　明朝太庙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初建时采用的是“都宫别殿制”，即一帝一庙。后朱元璋感觉太庙所在地“地势少偏”，遂于洪武八年(1375年)改建，改建后的太庙采用“同堂异室制”，即一庙多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又于北京兴建新的太庙，同样采用“同堂异室制”，明朝开始变为南京、北京双庙制。

　　早在嘉庆三年(1524年)三月，“大礼仪之争”尚未尘埃落定之时，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便曾上书请为兴献帝立别庙，次月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同样上书。虽然两人的提议遭到绝大多数大臣反对，但朱厚熜却借此在奉先殿修建了一间西空室，定名观德殿，追尊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并将其神位供奉其中。

　　嘉靖四年(1525年)，升任光禄寺丞的何渊为表忠心，又上书请求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庙。意思是说可以为献皇帝立世室，直接位列在始祖之下，百世不祧，此举虽早在周朝便已出现，但那是因为周文王和周武王贡献极大，人家属于名正言顺，你朱佑杬一天皇帝没做过，哪来的这个资格?

　　于是，此提议立即遭到满朝文武的反对，就连张璁、桂萼、席书等人也纷纷反对，嘉靖帝眼看没人支持自己，只好委屈的表示愿意退让一步，君臣这才达成共识。嘉靖四年(1525年)五月，朱厚熜下令于太庙外的环碧殿旧址上兴建献帝庙，取名“世庙”，并修《献皇帝实录》。

　　嘉靖帝眼看父亲短期内想要进入太庙有点难，于是便转而求其次，想要先在太庙中腾出一个空位。要知道，明朝太庙虽然有九个位置，但在朱厚熜即位之时，其中已经供奉着德祖朱百六、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九位帝王神主，里面根本没有空位。

　　嘉靖十年(1531年)正月，“(嘉靖)帝以庙祀更定，告于太庙、世庙并祧庙三主。迁德祖神主于祧庙，奉安太祖神主于寝殿正中，遂以序进迁七宗神位”。他以为太祖朱元璋正位为借口，将德祖朱百六的神位迁入了祧庙，从而使得太庙空出了一个位置，此举也算是名正言顺，因此并未遭到太多人的反对，得以顺利实施。

　　紧接着，朱厚熜为了不让父亲的献帝庙看起来太过尴尬，又下令将庙制恢复到“都宫别殿制”，虽然此举因大臣的反对一度搁置。但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六月，南京太庙起火焚毁，朱厚熜借机下令不再修建南京太庙，进而下令在北京营建新的太庙，大臣们这下无话可说，只好表示同意。于是，朱厚熜钦定庙制：太祖庙居中，太宗居左，立文祖世室，太宗之下另立三昭庙;太祖之右为三穆庙，并在太祖庙寝后建祧庙，以奉祧主。

　　如此一来，每个皇帝都享有单独一庙，朱厚熜他爹献帝那个单独的世庙就显得不突兀了。之后，他又以避讳朱棣的“世室”为由，下诏改世庙为献皇帝庙，又以避渠道为借口，把献皇帝庙迁居新址，使其距离太庙更近，看起来浑然一体。

　　又借北京太庙火灾恢复庙制，历经二十四年终于大功告成

　　完成以上操作后，朱厚熜倒是消停了几年，但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已经致仕的扬州府同知丰坊却又上书，表示应该“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意思是应该为兴献帝上庙号，享受后人祭祀。

　　明堂和郊祀乃是古代极为重要的两个祭祀活动，按理郊祀是祭老祖宗朱元璋的，而明堂祭祀按周礼则是祭祀太宗的，不过在汉、宋、唐时都有皇帝祭祀自己父亲代替太宗的先例。然而，还不等朱厚熜高兴，朝野上下听说后便是一阵哗然，嘉靖帝无奈之下便去求助严嵩，谁知严嵩也是不置可否。

　　还没等朱厚熜找到人支持自己，户部侍郎唐胄却直接跳出来明确反对，更是指责嘉靖帝放着周礼不学，偏偏跑去学汉唐宋乱七八糟的东西。朱厚熜一听就火冒三丈，直接将唐胄下了大牢，还亲自写了一篇《明堂或问》，表示自己决心已定。

　　有了唐胄这个教训，这下没人敢反对了，于是朱厚熜于同年九月，追尊自己的父亲为“睿宗”，不过此时的兴献帝还不能享受单间待遇，而只是和兄弟朱佑樘挤在一起。可是如此一来，明太宗朱棣岂不是享受不到祭祀了?朱厚熜自然不会亏待自己这一脉的祖宗，他在《明堂或问》中明确表示：朱棣功兼创守、再造社稷，应该也称祖，不仅在太庙中“万世不祧”，还应该和太祖朱元璋一起，二祖并列享受郊祀。这才是朱棣庙号从太宗变为成祖的原因，而并非网传的太庙腾位置。

　　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北京太庙竟然也被大火焚毁，大火从仁宗庙开始烧起，群庙全部烧毁，唯独睿宗一室留存。借此，朱厚熜又站出来表示，之所以会燃起大火，就是祖宗们不愿分开，因此重修太庙时便又恢复了“同堂异室制”。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六月，新太庙建成，朱厚熜又下令廷议神主摆放次序，礼部尚书张璧便提出，应该按照之前的位次拜访，睿宗和孝宗并立于三穆，待将来迁祧时，孝宗迁入祧庙，睿宗迁回自己的献皇帝庙中便可。

　　朱厚熜一听就火大了，好家伙，我这辛辛苦苦二十四年，要照你这么做，那岂不是白忙活了?他不但立即就否决了这个提议，而且大骂礼臣毫无竭忠任事之诚。眼看大臣们不配合，朱厚熜只好自己出面，在新太庙竣工之前，亲自制定庙议，“既无昭穆，亦无世次，只序伦理。太祖居中，左四序成、宣、宪、睿，右四序仁、英、孝、武。”历经二十四载，朱厚熜终于给父亲在太庙中争取到了一个位置。

　　朱厚熜将父亲升祔太庙，真的只是为了尽孝吗?

　　关于这个问题，个人认为尽孝或许是一方面原因，但应该并非全部原因，他应该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目的，那便是重新确立皇帝权威。

　　我们知道，明朝的文官有一个典型特点，那便是不怕打、不怕死，一向以死谏为荣，以挨廷杖为荣，以据死力争为荣，似乎不这么做，就无法体现出他们无比崇高的文人气节。

　　如果说是在朝政大事上，这么做倒也无可厚非，但这些大臣喜欢的偏偏就是揪住小事不放，尤其是对皇帝的衣食住行，干涉极多。皇帝上朝晚了不行，更换衣服勤了不行，吃饭铺张不行，出宫不行，玩乐不行……如此一来，大臣们固然落了个好名声，可皇帝却是难以忍受。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极为善待大臣，也相对较为自律，因而对于大臣们的建议倒还能够听的进去，但到了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间，这位皇帝本来就是我行我素，再加上重用武将的原因，导致与文臣之间的矛盾极深，而这也是明武宗朱厚照在历史上声名狼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中一个典型事例，便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的“应州大捷”，朱厚照率领数万军队与蒙古军队于应州大战数日，取得应州大捷，朱厚照本人甚至亲自手刃一人。然而，就因为朱厚照出兵时与大臣决裂，结果朝臣们根本不承认，《明史·明武宗本纪》中只有“甲辰，小王子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寥寥数语的记载。而在《武宗实录》中，这场双方投入近十万军队，激战五日的战役，竟然只取得了“蒙古军队阵亡十六人，明军阵亡五十二人”的战果，这个数字不仅让人难以相信，而且看上去明军竟然更像是战败的一方。文臣们的态度让武宗极为失望，心灰意冷之下，宣布自己辍朝十日。

　　更为重要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的死因，至今也是不明不白。因此，朱厚熜即位之后，为了摆脱傀儡的命运，就必须与朝臣进行抗争。事实上，在长达三年的“大礼仪之争”中，包括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内的大量重臣被罢免，虽然一定程度激化了君臣矛盾，但皇帝的权威却也一定程度得以确立。

　　事实上，在这场长达二十四年的君臣博弈中，朱厚熜不仅成功让父亲升祔太庙，而且也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点从他后来二十多年不上朝，却仍然能够将朝政掌握在手中，便能够窥探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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