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历代皇帝为何大多成了“光屁股皇帝”

时间：2017-07-29 13:41:44来源：本站整理阅读：60

　　“人主有五壅：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臣得树人曰壅。”韩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上有五种被蒙蔽的情况：臣下封锁了君上叫蒙蔽，臣下控制了财权叫蒙蔽，臣下擅自发号施令叫蒙蔽，臣下私自给人以好处叫蒙蔽，臣下扶植私人党羽叫蒙蔽。

　　人们常常看到对最高掌权者的一些谀词，似乎人世万象缤纷都无可逃遁于他那睿智的目光，其实，最高掌权者是最容易被蒙蔽的。这种人之所以容易被蒙蔽，客观原因在于“最高”二字，他太高了，下情要上达到他那里，需要经过一个长距离的、多层次的过滤，一切有碍于视听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一切被认为需要有而没有的东西都添加上去了。“最高”所见到的，都是臣下认为他希望知道的东西，或者是臣下希望他知道的东西，然而也是最虚假的东西。

　　唐德宗贞元末年，李实任京兆尹，其人专横霸道，无法无天，只知道一味讨好皇帝，而对民间疾苦根本不放在心上。其时关中大旱，禾苗枯萎，粮食歉收已成定局，可他反而百般盘剥百姓，聚敛钱财奉献皇帝，以满足皇帝无底的欲壑，巩固自己的恩宠。当德宗向他了解民间疾苦时，他浮夸虚报：“今年虽然天旱，但庄稼长势还很好。”于是，本来应该减免的租税未能减免，百姓穷苦无告，只得拆房卖瓦，抵押麦苗，以上交租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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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事在历史和现实中比比皆是。中国历代最高掌权者处理政事的手段，基本上有两个方法：一是批阅奏章，一是会议汇报(古时叫做朝会)。中国的官僚，在蒙蔽上司方面，手段甚是高明。你要看材料吗，他会将有利于自己、不利于对手、或适合君上口味的东西递上去;如果没有，就瞎编、造假。袁世凯称帝时，举国上下一片反对之声，当时的报纸还有一定的自由度，还能反映民情民意，对袁氏予以猛烈的抨击。这类文字自然不宜让袁世凯看到，他手下的人，专门为他编了一份报纸，每日只出一张，报头版式与外间的报纸并无二致，可内容全是赞同他称帝的谀词，蒙蔽之术古今独步。你要听汇报吗，他更会见风使舵，察言观色，有时专拣你爱听的说，让你喜笑颜开，他也邀宠得势;有时他专拣你不爱听的说，让你怒发冲冠，以便假你之手排斥政敌。

　　许多最高掌权者不能说不兢兢业业，例如秦始皇，据说每天批阅的竹简，重达一二百斤;而雍正更是以勤政着称，可是，他又怎么能识破臣下隐藏在假面后的真相，察觉满篇颂词中的虚假?要求最高掌权者如某些“戏说”的电视剧那样成年累月地微服私访，不只不现实，简直就是荒唐。因此，他们的受蒙蔽就是必然的了，于是秦始皇就未能发现睡在他身边的赵高，雍正交办的事也屡屡被打折扣。

　　某些精明的最高掌权者也深知其中的弊端，他们也采取各种办法来加以防范、克服，例如雍正制定的“秘密奏折制度”，让官员的奏疏不由通政司进呈，直接送达皇帝本人，这就有效地避免了中间梗阻和过滤;这种秘密奏折的内容，既包括各地的民情民意，也包括其他官员情况的小报告。

　　这种制度固然可以使皇帝得到第一手材料，也具有较大的可信度，但能完全避免欺蒙吗?雍正自己也不相信，他在一封奏折上批示道：“耳目见闻之类，朕殊不以为然。若能用耳目，即道路之人皆可为我之耳目，否则左右前后无非蔽明塞听之辈。偏用一二人，寄以心腹，非善策也。”连心腹近臣都是蔽明塞听之辈，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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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最高掌权者也想下去体察民情，看一看真情实况。殊不知，你这里人马未动，他那里应付的办法早就安排好了。先是精心挑选要去的地方，事先乔装打扮一番，你到那里一看，到处莺歌燕舞，百姓一片颂声，形势大好。“最高”意得志满，觉得自己治国有术，领导有方，是唐虞再世，尧舜重生，甚至尧舜也不过是粪土，只有自己才是千古一人。高兴之余，或写诗，或填词，或题字，自然也忘不了给接待者加官晋级。他大约再也不会知道，自己其实是落进了臣下用鲜花布置的陷阱，成了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光屁股的皇帝，留下了千古笑柄。

　　但是如果将蒙蔽的过失完全归咎于臣下，那也不公平，最高掌权者的主观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那么些掌权者，或者被一两次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忘形，自以为无所不能，无往不胜;或被臣下的吹捧迷住了心窍，将谀词当成实情;或者好大喜功，听言成就，哪怕明知有假，也笑逐颜开，对言之者褒奖有加;或者讳疾忌医，听言过失、失败，哪怕明知为真，也怒目相向，甚至大动肝火，对言之者贬职罢官，甚至坐牢杀头;或者偏听偏信，喜柔佞而恶忠直，远君子，近小人……这些都对欺骗蒙蔽之风的形成起了诱导作用。

　　还以唐德宗为例吧，李实的骗术何以能够得逞呢?对于当时民间的灾情，是不是就没人向他反映呢?事实上就在李实欺君罔上之时，宫中有个叫成辅端的优伶，利用其特殊身份，以歌谣这种特殊的形式反映了民间的疾苦：“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李实诬称他“诽谤国政”，唐德宗不问青红皂白，立即下令将其乱棍打死。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上书请求暂缓租税，说：“京畿百姓穷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结果被贬官到遥远的阳山(今广东阳山)。可见并不是下情不能上达，而是上位者根本不想了解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