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暴政背后的三个“刽子手”:究竟是谁?

时间：2017-11-10 11:19:54来源：未知阅读：260

　　一

　　汉代时，有个超级聪明的大学问家，叫贾谊。他写了篇文章《过秦论》，标题的意思是说：讨论一下大秦帝国所犯的严重错误——之所以研究已经灭亡的王朝治政得失，是以史为鉴，警示来者，避免重蹈覆辙而已。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秦帝国一统天下之前，所面对的对手极其强大，大到了不得了的程度，当时秦帝国的对手，像什么苏秦、乐毅、吴起、孙膑、田忌、廉颇，无一不是英雄之辈。但这么多的英雄，在秦帝国的滚滚车轮之前，俱化尘泥。而后，当秦帝国一统天下，却突然冒出来两个布衣百姓——陈胜和吴广，这俩人说不过苏秦，吵不过乐毅，打不过吴起，算不过孙膑，拼不过田忌，斗不过廉颇，可是此二人轻抬腿，一脚就把个秦帝国给踹哗啦了，何以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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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谊解释说：无他，功业相反也。啥叫功业相反也呢?古史理论学者告诉我们，就是秦帝国的政策没有依据时代变化而调整。以前，征伐天下时，难免要役使民众，劳力天下。但等到六合尽扫，四海归一时，就应该相应地调整政策，由战时管制向民生经济转变。秦帝国至少有两次大的时机，可以调整政策，稳定民心：一次是六国灭、四海一的始皇帝时代;另一次是始皇死、二世继的时候。但遗憾的是，秦帝国却放弃了这两次机会。

　　何以如此呢?答案说出来会吓你跳起来——就是因为，秦帝国太讲究“以德治国”了!

　　二

　　在老早以前的史学研究中，对秦帝国的治政风格，评论起来就一个字——暴!

　　所谓暴秦是也。但这是史学家的观点，不是秦始皇的。秦始皇认为，他德行深厚，恩泽天下。证据就是——秦始皇平灭六国之后，就成了一名勤快的好驴友，他行经天下，巡游四方。每到一处，就征召石匠，为他刻碑。碑文上，往往开头就称：诵功德、诵皇帝功德、称成功圣德，又或是立石刻颂秦德……总之，在秦始皇所下令刻的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儿，就是个德字。如秦始皇琅琊刻石，德字就出现了四次。

　　也就是说，秦始皇对自己的评价，与史学家完全相反。史学家称其“暴”，而秦始皇则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才是圣帝大德。双方观点完全相反，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再研析秦国的暴政思想史，就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秦国人比东方六国更关注于对“德”的研究。秦国历史上，进行过绝不会少于三次大规模的“德学”理论基础创建。

　　三

　　第一个下工夫研究并塑造秦国德政观念的，是商鞅。

　　商鞅，卫国人，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先去魏国找机会，没有找到，就去了秦国。见秦孝公，说以帝道，但秦孝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下次商鞅再见秦孝公，就说以王道，可是秦孝公又睡着了。最后一次，商鞅改说霸道，这一次，秦孝公听得来精神了。

　　商鞅摇头，明白了：秦国人只能接受三流的霸道。可霸道也是道，蜗牛也是“牛”!那咱就撸起袖子来干吧。

　　于是商鞅制定残暴的法令，限制秦国百姓随意迁陡，实行连坐政策，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一人犯法，全家株连，一家犯法，十户株连。一时之间秦国风声鹤唳，血光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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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就看不下去了，站出来抗议。商鞅就写文章与大家探讨，这些文字，有相当部分收入到《商君书》中。

　　在《商君书》第四篇《去强》中，商鞅掷地有声地说：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

　　在这里，商鞅谆谆告诫统治者，一个国家，如果用善良的人治理邪恶的人，这国家就完了，没救了，非得灭亡不可。相反，如果这个国家用邪恶的人整治善良的人，OK，这个国家就充满了希望，人民群众就会心花怒放、“喜大普奔”。用善良人治国，战争时会打败仗，和平时经济衰退;用邪恶的人治国，敌人来了会主动撤退，你打出去就会赢，会获得大批战利品。坏人当道的国家，国家就会富得淌油。

　　——商鞅这个说法，不仅在逻辑上不成立，人类历史证明的也是反例。但商鞅既然说出来这话，邪恶者却一下子找到了“理论依据”。更可怕的是，商鞅不只是这么说，他也要这样做。史载：商鞅曾在渭水河边亲自动手，一日杀人七百，河水被染得血红，尸体堵塞了河道。绝望的百姓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做个屠杀善良百姓的坏人，滋味有多爽?很快商鞅就品尝到更爽的，秦孝公死，商鞅立即遭到清算。这时候的商鞅疾奔如飞，踏上了逃亡的路程。他逃到一家客栈，敲门投宿。可是店老板说：不好意思，这位客官，你没有通行证，不能收留你。否则，如果被商鞅那个煞星知道了，他可是杀人不眨眼呀。

　　不是，别……商鞅还想解释，店家已经飞快把门关上了。

　　商鞅落入到他亲手打造的、由坏人用来整治好人的天罗地网，被五马分尸，从此留下个成语——作法自毙。

　　商鞅，是秦国对德政文化塑造的开始，认为国家必须要由坏人来管理，德政要不得!

　　但下一个德政文化塑造者吕不韦，对商鞅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四

　　吕不韦，和商鞅一样也是卫国人。他在赵国邯郸，遇到了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以其奇货可居，就果断投资，赞助秦公子异人回国执政。并送给秦公子异人一个绝色美女赵姬。不久赵姬生了个娃娃，这就是未来的秦始皇。吕不韦先在秦国打点好，再帮助秦公子异人逃回秦国，等到异人成为新任秦王后，吕不韦就开始幸福地获得巨额投资回报了。

　　吕不韦和商鞅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削弱民权，是强大君权的不二法门。但商鞅话说得太恶心了，他居然声称国家必须要由坏人来治理，好人必须要被奴役被践踏。做人可以这样不要脸吗?吕不韦认为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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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事要干，脸还想要，如何才能两全其美呢?吕不韦也走了商鞅的路子，聚天下会写字的“坏人”，扎堆凑在一起，弄出本《吕氏春秋》。在书中《仲秋纪第八》中，吕不韦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该观点认为：

　　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

　　在这里，吕不韦创造出一个新词——凶德。

　　吕不韦的意思是说：德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情来决定。东方六国之所谓的德，是虚伪的，欺骗劳动人民的。唯有秦国的凶德，才是真的德。真的德就是杀人放火，杀人放火就是最大的德政。要把德彻底扭曲成杀人放火，是很花费时间的。等吕不韦完成这个理论颠覆工作，秦始皇也长大了。看完这本书，秦始皇大喜：不韦相国，你费这么大劲儿颠倒黑白是非，真的太辛苦了，我替天下坏人谢谢你。现在请你接受组织调查，我想想怎么弄死你最解气。按你的逻辑，这是帝王对你最大的凶德。

　　……吕不韦傻眼了：我跟商鞅一样，只顾一门心思害人了，没想到把自己装进去了。

　　吕不韦替自己调制了杯毒酒，饮之，卒。

　　五

　　吕不韦死掉，韩非子来了。

　　韩非子是李斯的学弟，也是当时最了不起的整人专家。只有他，才有可能把吕不韦的凶德落地，把一个理念实体化、制度化。

　　而韩非果然不负秦始皇所望，他提交了人类史上最黑暗的思想力作——《韩非子》。这部书，也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思想史学家一致认为，此书的精华就在于《五蠹·第四十九》。在这个章节里，韩非子严肃地指出：

　　天下有五种人，要先杀掉——甭管有罪没罪，先杀了再说。这五种人是：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侠客和识字的知识分子，杀掉;第三种是议论家，也就是纵横家，杀掉;第四种是拒绝替君王去死的人，杀掉;第五种是工商业者，什么银行家大老板小摊贩，统统杀掉。

　　为什么要杀掉这五种人呢?

　　因为这五种人，都妨碍了帝王专权独裁，杀掉他们，世界上只剩下不识字的农夫、唯命是从的士兵，最多再加上工匠及官吏，以及皇帝老倌一个。农夫替皇帝种粮，士兵替皇帝抢女人，工匠替皇帝盖监狱和宫殿，官吏替皇帝役使农夫、士兵和工匠，就OK 了。

　　此书一出，秦始皇乐不可支，马上就要重用韩非。这时候韩非的学长李斯在一边摇头：陛下，你差矣，你看他书上明明写着，识字的知识分子要杀掉，韩非他既然能写出这么一本书，按他的逻辑，就应该先杀掉他。

　　秦始皇说：嗯，我看行。

　　李斯忌恨韩非，诬其谋反关入监狱。然后李斯拿了碗毒酒过来：亲爱的学弟，你的书写得太好了。来来来，学长敬你杯毒酒，这也是陛下给你的稿费。

　　接过毒酒，韩非哭道：人说防火防盗防师兄，此言诚不我欺也。

　　李斯笑道：你跑这么老远来坑人害人，就没想过你自己也会被人坑?求“坑”得“坑”，你该无怨无悔吧。

　　韩非饮下毒酒，卒。

　　六

　　仔细检索秦帝国德政建设史，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早年间，秦国人对于德政的看法，是跟地球人没有区别的。但在经过商鞅、吕不韦及韩非子三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倾注于对秦国德政观念的塑造与变革，最终导致了秦始皇对于德政的理解与地球人完全相反。

　　这个过程如前所述，先是商鞅明确提出以恶治国，反对德政。接着是吕不韦把恶改称为“凶德”，语义彻底扭转。再由韩非子把这个观念落地，至此秦国人的观念就完全颠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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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秦始皇，脑子就跟正常人类完全不同。正常人类提到德，指的是做好事，护苍生。而秦始皇说起德时，内在定义却是主刑杀，虐民众。正是因为秦始皇脑子是非完全颠倒，所以他到处刻碑，称颂自己有德。这时候他的人格已经分裂，称自己有德时，字面的意思是所有人理解的那样，真实的本意则完全相反。

　　而此后，积千余年暴政之高压，中国人的脑子与心智，被迫分裂。形成了商鞅、吕不韦到韩非子的思维模式，毫无缘故地替暴政唱赞歌。甚至主张用暴政残害自己。最可怕的是，吕不韦首创“凶德”之词，将两个内涵完全相反的词语扭接在一起，也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坏人们最经常干的事儿。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始终重演着这个令人发指的过程。每当人类的政治文明向前推进，有全新的文明观念出现，中国坏人先是像商鞅一样对抗，过段时间就会把这个文明观念拿过来，头前或尾后添加个语义完全相反的词，于是“凶德”之类的怪异术语，在中国大行其道，让民众脑壳越来越秀逗，彻底陷入混乱虚妄。

　　“凶德”之类本意完全矛盾的词出现，不唯导致了民智大幅缩水，更使得中国人讨论问题，变得不可能。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大家嘴里说的是同一个词，但心里的定义却是完全相反。

　　这也是秦帝国统治者干起坏事，根本停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为了愚弄黔首，把自己脑子也弄残了。你一跟他说应该调整政策，转向民生，他大喜，

　　立即拎起刀子开始狂杀。就是因为他脑子里的德，是凶德之凶。是非的颠倒，使得思考成为新一轮暴政的开始。

　　诚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所说：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政以恶为善，指凶为德，混非为是，颠黑称白，极大地残害了中国人的民智。让可怜的中国泥陷于与文明背道而驰的暴政千余年，这是国人应该补上的重要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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