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百胜的将军薛仁贵居然在大非川全军覆没

时间：2018-03-05 13:41:53来源：网络阅读：399

　　唐朝猛将薛仁贵在攻打高句丽以及征讨铁勒的战场上往往能屡战屡胜。可是，在公元670年的大非川之战中，薛仁贵统率的数万唐军却全军覆没地战败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通过本文，小编会为大家细说原因。

　　公元670年四月，唐朝皇帝李治下令：命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左卫将军郭待封、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率领七万大军，帮助被吐蕃吞并的吐谷浑复国。

　　当然，唐军名义上是帮助吐谷浑复国，实际上是为了夺回被吐蕃占据的吐谷浑旧地，切断吐蕃与西域的联系，进而将入侵大唐的吐蕃军赶出西域。

　　在当时，唐朝军队已先后攻灭东突厥、高昌、薛延陀、高句丽等国，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同时这次领军征战的主帅是百战百胜的猛将薛仁贵，能派出如此精兵强将，看来大唐这次用兵确实信心满满志在必胜。

　　然而，当年八月，西部军报传回唐朝国都长安：薛仁贵统率的七万大军在大非川一带全军覆没!一时间，唐朝举国震惊。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常胜的猛将薛仁贵及唐军会惨败给吐蕃呢?

　　本人认为，薛仁贵在大非川战败，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国虽大，好战必亡。从公元656年到670年，唐朝军队在十余年间频繁征战，很少有休养生息、养精蓄锐的机会，这种想让马狂跑却不让马保养休息的穷兵黩武之举，严重消耗了唐朝的精锐部队，唐军的身体素质和强悍战斗力，在连年的外战中消耗得如强弩之末一样不能穿鲁缟，这，是唐军战败于大非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司马穰苴兵法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事实证明，唐太宗李世民将这句箴言运用得炉火纯青：

　　懂得一张一弛明智用兵的唐太宗李世民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突厥威胁下继位称帝的李世民，在经过三年的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后，意图扫清外患雪耻报仇的他，派名将李靖、李勣率领十余万精锐唐军北伐东突厥，李靖、李勣冒雪率军出其不意地攻敌，突厥颉利可汗猝不及防，被唐军生擒，东突厥灭亡;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注意使军队养精蓄锐的李世民，派李靖、侯君集率领数万唐军攻打吐谷浑，吐谷浑军队不敌，其可汗逃亡后，李世民另立他人为新可汗;

　　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休养生息已足的李世民，派侯君集、薛万彻率大军攻灭了高昌国;

　　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秣马厉兵已久的李世民亲自率领唐军攻打高句丽，一开始唐军势如破竹连战连胜，后来，由于高句丽军坚守城池拒不出战，所以唐军久攻不克遇冷而还;

　　班师途中，李世民派李勣、李道宗、薛万彻率军攻打薛延陀，由于实力对比悬殊，所以薛延陀军在回纥军和唐军的内外夹击下土崩瓦解，薛延陀灭亡……

　　纵观李世民在位时的唐军外战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好战的李世民并不是驱使唐军连年征战，而是每隔数年的修生养息和消化被吞并势力后，他才会再次派出军队出战敌国，在这样的用兵规律下，大唐百姓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自然更加和谐富庶;大唐军队经过长年累月的养精蓄锐和短暂宝贵的实战训练，自然更加骁勇善战;在这样的外战形势下，大唐战马经过三四年的悉心畜养，自然更加膘肥体壮，如此安排下，大唐百姓自然殷实、军队自然骁勇、战马自然雄壮。

　　总之，凭借唐太宗对司马法中箴言的炉火纯青式运用，大唐对外用兵自然无往不利。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职业军人李世民的这种明智用兵技巧，养尊处优不知军事的儿子李治却并不懂得借鉴和继承，他在公元655年通过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乾纲独断之举，将权力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后，为了证明自己比舅舅强，便开始了连年征战的穷兵黩武之举：

　　不懂得偃旗息鼓、只想靠战功证明自己而穷兵黩武的唐高宗李治

　　唐显庆元年(656年)八月，李治派程知节率军进攻西突厥，唐军战败;

　　唐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唐军攻灭西突厥;

　　唐显庆四年(659年)，李治派苏定方率军在乌海与吐蕃交战，唐军获胜;

　　唐显庆五年(660年)，李治派刘仁愿、刘仁轨率军攻灭百济;

　　唐龙朔元年(661年)至二年，李治派契苾何力、苏定方先后进攻高句丽的平壤，唐军虽然在野战中获胜，但平壤城终究未能攻下;

　　唐龙朔二年(662年)三月，李治派薛仁贵率军征讨铁勒，唐军获胜;

　　唐龙朔三年(663年)八月，刘仁轨率军与日本在白村江进行海战，唐军战胜日军;

　　唐乾封元年(666年)至总章元年(668年)，李治派李勣、薛仁贵等将帅率军成功攻灭高丽;

　　唐总章三年(咸亨元年，670年)四月至八月，李治派薛仁贵与吐蕃在大非川会战……

　　纵观从唐高宗李治掌权到大非川之战前的历史，可以看出，与父亲李世民因隋炀帝亡国教训而张弛有度地用兵比起来，含金钥匙长大的李治明显不懂得节制用兵，为了证明自己比舅舅强，为了树立绝对的君威彻底压倒关陇集团，为了建立众多军功彻底超越父皇，李治几乎年年有战地指挥各部将士对外频频用兵。

　　如此连年征战下来，李世民训练出来的精锐府兵受到了残酷战争的严重消耗，李世民、长孙无忌统治下安居乐业的百姓受到了繁重兵役的屡屡干扰，李世民、长孙无忌悉心畜养的强壮战马受到了不可再生的数次消耗，最终，在如此长年累月的多方面消耗下，唐朝各兵种的身体素质和强悍战斗力，便在连年的外战中消耗得如强弩之末一样不能穿鲁缟，这，是唐军战败于大非川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要想让马跑好，就得让马吃饱。唐朝的均田制瓦解后，依附均田制的府兵制也跟着崩坏，这直接导致唐朝府兵的参军待遇和作战赏赐程度直线下降。于是，在频繁的对外战争中屡屡受伤、频频战死的唐军，在糟糕参军待遇和微薄作战赏赐的双重打击下，便如无草之马般被统治者逼迫着无奈狂跑，这怎能不马失前蹄?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就是唐军马失前蹄的具体表现。

　　唐军在大非川的战败，与唐朝府兵制的崩坏息息相关。

　　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的隋文帝杨坚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后，他改革了前朝的府兵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杨坚将府兵制和均田制绑在了一起，即杨坚规定，府兵制下的府兵，也是均田制下的自耕农，府兵可以通过拼死作战挣来的战功来从政府手中获得相应的勋爵和土地。

　　这样一来，唐朝继承隋朝的府兵制后，由于隋炀帝的穷兵黩武、苛待百姓以及百姓造反后隋末的大规模战乱，导致国家无主荒地大规模增加，而平民百姓则大规模死于兵役和战乱。

　　如此，新生的唐朝政府自然有足够的勋爵和土地，来赏赐给为开创唐朝、保卫唐朝、攻灭敌国而浴血奋战的府兵将士们。

　　可是，随着唐太宗贞观之治的蓬勃发展和天下人口的大规模繁衍，随着达官贵族与寺庙道观对众多平民土地的巧取豪夺和蛮横霸占，由政府支配的无主土地越来越少，而对外战争却逐渐频繁且规模变大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政府对外用兵、府兵拼死作战后，他们因功劳虽被朝廷认可，但地方政府的官员由于僧多粥少，遂只能将不多的土地先授予达官贵人的当兵子弟，至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当兵子弟，则被欺弱怕强的官员剥夺了土地的授予机会，这导致大多数府兵白白打仗惹得浑身伤痛，却不能获取应得的土地和勋爵。

　　这样长此以往，众多府兵对政府失望后，自然作战积极大为削弱，甚至仅为保命而消极避战。

　　唐军马失前蹄式的大非川之败

　　大非川之战中，薛仁贵统领的精锐部队只是少数，大多数府兵就因唐朝地方政府对勋爵、土地的战后克扣而作战不力，这样，唐军便如无草之马般被统治者逼迫着无奈狂跑，又怎能不马失前蹄?可以说，薛仁贵的大非川之败，就是唐军因无草(无战后赏赐)而马失前蹄的具体表现。

　　其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团结就是力量。虽然吐蕃吞并了吐谷浑，与吐谷浑结下亡国之仇，但是，与唐军处处得罪吐谷浑军民相比，吐蕃权臣噶尔东赞很懂得先打一棒槌再给一甜枣地挑拨拉拢吐谷浑各部，通过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恩威并施之策，后继的吐蕃权臣噶尔钦陵得以有效团结吐蕃和吐谷浑的两国军民，确保数十万两族联军面对唐军时呈泰山压顶之势，如此本来就兵少的薛仁贵军就算再能打能杀，也难以扭转众寡悬殊的败局已定之势。

　　吐蕃军队能够战胜薛仁贵的七万大军，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吐蕃将军噶尔钦陵纠集了远超唐军的四十万联军。

　　可是，为什么侵略吐谷浑的吐蕃一方能够纠集众多吐谷浑军民来共同对抗唐军呢?

　　原来，公元663年，虽然吐蕃军吞并了吐谷浑，不过，吐蕃权臣噶尔东赞并没有奴役吐谷浑人民。

　　而彼时的唐军呢，由于众多将士们对外作战积攒的战功，不能在回到国内后获得政府的勋爵、土地赏赐，所以唐朝士兵们只好在作战过程中对异国军民烧杀抢掠，所以唐朝将帅们只好在和平时期对异国贵族首领频繁敲诈勒索，这样长此以往，唐军拆东墙补西墙的恶劣做法，自然引得吐谷浑各部军民都对唐朝恨之入骨。

　　与唐军处处得罪吐谷浑相反，老谋深算的噶尔东赞很懂得利用唐军的缺德行为来挑拨吐谷浑众多贵族与唐朝的关系，并使他们背离唐朝。

　　同时，这位吐蕃权臣还非常懂得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这些亡国贵族向吐蕃靠拢，如曾参加过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活动的噶尔东赞，也效仿唐朝那样与吐谷浑的众多部族首领联姻;如噶尔东赞入乡随俗地在吐谷浑旧地施行适合游牧民族的法律;如……

　　能够迅速集结数十万联军的吐蕃权臣噶尔钦陵

　　就这样，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在噶尔东赞如此双管齐下的挑拨拉拢、分化收买下，公元670年的吐谷浑各部落军民，皆愿意为后继的吐蕃权臣噶尔钦陵效命，所以面对唐朝七万大军的“入侵”，噶尔钦陵能够迅速集结四十万两族联军来同仇敌忾地从容应对。

　　就这样，前人砍树，后人遭殃。在前任唐朝将帅、士兵们对吐谷浑各部长期的烧杀抢掠、敲诈勒索下，公元670年，即使薛仁贵既率领七万大军示之以威，又挟持吐谷浑前可汗慕容诺曷钵示之以恩，也仍旧无法收拢对唐军深感失望恐惧的吐谷浑各部军民，也仍旧无法获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总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在军队数量能左右战争胜负的古代，唐军的大非川之败，既是唐军在府兵制崩坏下肆意劫掠四方招致失道寡助的必然恶果，又是吐蕃两代权臣在吐谷浑长期苦心经营而得道多助的必然善果。

　　其四，将帅相斗于内，必力弱于外。唐军主帅薛仁贵是地道贫民出身，只懂奋勇拼杀且毫无文采，而副将郭待封，则是名将郭孝恪之子，属于达官贵人出身，此人喜欢自作聪明地使用谋略且文采过人。这种贫富出身、强弱文采的巨大差距和高低军职的强烈落差，对比鲜明地刺激着郭待封，并驱使自命不凡的他对薛仁贵极其不服。这种战前的将帅不和相斗于内，在战中表现为薛仁贵率主力在前线奋勇拼杀，而郭待封却不听号令私自率领辎重军轻上战场，结果，在强于运输弱于作战的辎重军毫无悬念地被吐蕃大军消灭后，受高原反应困扰、后勤乏力、力弱于外的薛仁贵军虽顽强苦战但仍难以久持，最终，力不从心的唐军只能无奈败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