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范字元则,沛国龙亢人,三国时期曹魏大臣。他不仅通晓政略,同时还精擅文学、绘画。此人虽然心思敏锐,聪明绝顶,号称“智囊”,然而历来的影视作品均对其一笔带过、着墨不深。本书对他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独具慧眼,劝友见妻。
三国时,魏国首都公安厅的阮厅长有个女儿,相貌非常丑陋。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丑女嫁给了许允。举行婚礼之后,新郎死活不进洞房,并放话说:“你那个女儿长得跟泼了稀硫酸一样,我宁可撞死也不进去!”家人为此十分担心。恰巧阮家的世交桓范前来贺喜,阮厅长高兴地说:“大家都不必发愁,桓范一定能劝许允进来。”
许允见了桓范,气就不打一处来,怒道:“我要退货!这是欺骗消费者!”
桓范笑着说:“你先别退货,冷静一点!阮家是世代守礼之家,既然把丑女嫁给你,肯定是有用意的,你应该进去看一看。”于是耐心的给他讲述“丑妻近地家中宝”的训诫。
的确,丑女有丑女的好处,子曰:“贤贤易色。”又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古代有三大丑女:第一位叫嫫母,是黄帝的妃子,丑得可以吓退鬼怪,却擅长织布,而且组织才能出众,是黄帝的贤内助。第二位叫钟离春,是战国时期齐国无盐人,德才兼备却容颜丑陋,四十岁还没嫁出去。时值齐国朝纲不振,政治腐败,钟离春冒死请见齐王,陈述治理国家的方法。齐宣王大为感动,把她立为王后,看成自己的一面宝镜。第三位是东汉时的孟光,长得又黑又丑,却非贤士梁鸿不嫁。两人结婚后隐居山中,以耕织为业,以诗琴自娱,为后世留下“举案齐眉”的佳话。
这些貌丑才优的女子,比许多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更令人瞩目。
许允再三考虑,觉得桓范所言不无道理,于是硬着头皮回到洞房,可是一看夫人那副尊容,又吓得要往外跑。新娘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死拉着不让他走。许允很不客气地问:“妻子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几德?”新娘说:“在品德、辞令、容貌、女工四样当中,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不过,士人应该有百种品行,你有几行?”许允说:“我都有。”新娘说:“百种品行,以德为首,你重色不重德,还好意思说‘都有’?”许允被她问得哑口无言,觉得这新娘很不简单,只能强抑不满,自我安慰道:“我吐啊吐啊就习惯了!”
后来,许允担任组织部干部调配局局长,他所提拔的人都是同乡,最后被人检举揭发。魏明帝怀疑他营私舞弊,要对他诫勉谈话。他的妻子光着脚追出来,提醒他说:“皇上圣明,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感情打动。”许允被带到朝堂之后,曹叡骂道:“朕身为天子,都不敢任人唯亲,你何德何能,竟敢拉帮结派?”许允说:“圣人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可谓公矣。’我推举自己的乡党,是因为他们勤勉务实、才堪大用,不是为了拓展自己的小圈子。请陛下考察一下,看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甘愿领罪。”明帝经过考察,发现他选任的人都很称职,不但没治罪,还升了他的官。
许允当初被抓走时,全家老少吓得大哭。阮氏平静地说:“大家不用担心,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于是一边煮着八宝粥,一边若无其事的等着。过了一会儿,许允果然回来了。
许允后来卷入夏侯玄谋杀司马师的事件,朝廷上要对他处以极刑。仆人慌里慌张跑回家告诉许妻。许妻正在机上织布,神色不变地说:“跟司马家族那群虎狼之徒斗争,却不讲求策略,反而想要效仿专诸、荆轲的行为。如今谋事不密,丧身殒命是理所应当的。”门生说:“恐怕要来抓你们的儿子,赶紧把他们藏起来吧!”许妻说:“这不关儿子的事。”
许允死后,许妻搬到他的墓旁居住。司马师不放心,假意派钟会去看,如果许允的儿子像父亲一样有才干,也加以诛灭,以绝后患。儿子问母亲该如何应对,母亲说:“你们几个虽然不错,但才干不多,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不会有事的。也不必表现得过于悲伤,钟会不哭了,你们也就别哭了。还有,少打听朝廷里的事。”儿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钟会认为他们平平无奇,于是据实回报司马师。钟会以善于看人著称,司马师相信他的判断,不再追究。
许允在九泉之下应该庆幸桓范让他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否则也许会落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其二,刚正守职,屡有进谏。
正始年间,桓范被任命为大司农,以清廉节俭见称。当时曹爽专横跋扈,独揽朝政,史载其“并掌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不惟如此,还纵容手下敲诈勒索、盗取公帑。譬如其心腹何晏,曾强行将洛阳、野王两地的数百顷桑田和汤沐地霸占,作为自己的产业,还不满足,又变本加厉的向其他州郡索取,官员都不敢抗逆。而一些开罪了何晏的大臣,像卢毓、傅嘏等都因小事而被免官。朝堂上的司法官员为了迎合曹爽一党,以求晋升,不惜给其他诤臣罗织子虚乌有的罪名,冤案迭生。
桓范有感于此,作《辩能》以讽喻时弊,其文略曰:“夫商、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残暴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奸,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商、韩、宁、郅之罪人也。”
大意是,商鞅、申不害、韩非子这些人,看重人的狡诈智谋,因而推行法制特别苛刻。废除礼义的教化,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群众只求能免于犯罪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因此,他们相对于伊尹、周公来说,则是罪人。然而他们在“富国强兵”、“信守法度”、“赏罚公正”、“不避权贵”等等方面还是可取的。
到了汉朝,又有宁成、郅都之类的酷吏,假装模仿商鞅、韩非的样子,实则根本没有秉承法家的精髓,他们专门以残暴的杀戮、惩罚为能事,迎合为政者的旨意,趋炎附势,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肆无忌惮地干尽了败坏朝纲、祸害百姓的事情。因此,他们相对于商鞅、韩非来说,则又是罪人了。然而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惩奸除恶”、“儆戒百官”等等方面,还是有可取之处……
这番恳切之议最终石沉大海。
桓范又对曹爽、曹羲兄弟屡次一起出游的事情加以劝谏:“你们兄弟总揽大权,掌管禁兵,不宜一起出城。万一有人关闭城门,你们谁又能进城呢?”曹爽不以为意道:“谁敢做这种事?!”于是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
正始十年,太傅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随曹芳拜谒高平陵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当时,大司农桓范带着大司农印寻找曹爽,并进言说:“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意在让他们效法当年魏武帝“奉天子以令不臣,蓄士马以讨不庭”的做法,先把圣上移到许都,以待勤王之师。届时,只要曹氏兄弟能凭险据守三个月,那些有心对中原瓜分豆剖的势力就会纷杳而至,趁机浑水摸鱼,司马家族断难称心如意、独成其大!
司马懿闻听后,果然担心曹爽真的奔赴许都,然后矫诏乱命,召集朋党或者境外蛮族来对抗自己。倘若到了那一步,吴、蜀两国的鹰派势力也难免乘衅而起,局面会更加复杂。
蒋济却断定曹爽贪恋妻小,肯定不会采纳桓范之计。
后来,正如蒋济所料,曹爽决心要罢官投降,以为顺从地交出权力还可以继续富裕奢华的侯爵生活,保存家族。桓范见此大哭着说:“曹真一世英雄,却生出你们两个蠢猪笨牛。我真是瞎了眼,竟然忠心耿耿的为你们筹谋划策,看来今天难免身死族灭的下场了!”
其三,获罪遭戮,宏著未成。
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即便是聪慧之人,也难以在第一时间看出端倪。有道是“闻恶不可就恶,恐为谗夫泄怒;闻善不可即亲,恐引奸人进身。”我们察人断事切忌“先入为主”,否则必然深受其害。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汉哀帝刘欣有贤臣辅佐,可还是差点被道貌岸然的息夫躬(人物名)欺骗;楚怀王熊槐早年有兼听之明,照样被外表谦逊和顺的靳尚所诓。相反,陆逊因为不遵常理而让众将觉得“难当大任”,左思因为笨嘴拙舌而令时人嘲讽讥笑。
桓范撰写的《世要论》,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官员进行了评价,将他们的格特点和处事法则展露无遗,何为“正”,何为“邪”,皆清晰可辨。或为师从楷模,或为摒弃典型,后来者自可参照。
《世要论》所言‘七恕’: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朴呆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忠乎?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不善言辞,但是头脑聪慧敏锐,说起话来虽然尽是些刺耳之言,却能把交代的事情办成。对这样的官吏,能不体察到他的心直口讷,并加以宽容吗?
有的官员外表呆板,不修边幅,说起话来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可这种人虽然看上去生疏阔,内心却藏有无穷无尽的奇思妙想。对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应当为了他的淳朴和内秀而宽容他外在的鄙陋与不足吗?
有的官员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国家大局而与众多同僚发生了意见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道德标准很高,不会以‘低头折节’的方式换取与赃官恶吏的同流合污,更不会以损害社会的方式为自己博得名望。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看在他光风霁月的份上,特别加以理解吗?
有些官员寓居仄陋,却有胆量讨论皇亲国戚才敢讨论的事情,有的官员地位卑贱,却敢对国家大计建言献策,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德、才能,并加以体恤。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七种好官员。”
《世要论》所言‘九虑’: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意思是,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就要实现他的大野心,从而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官员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蝇营狗苟。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图谋结党的奸诈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划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宠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对于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这九种善于观察、缜密思量的做法,也是当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否则就要招引奸邪近身。
这‘七恕’、‘九虑’常被后世有为之君当作案头之训,时刻铭记,甚至被魏征、褚遂良等人编入《群书治要》,以诫来叶。自此,无论清官廉吏还是奸伪之徒,大家都可用以参验对照、找出原型。放眼明初,监察御史韩宜可耿直敢言、快口无忌、不通世故,自太子以下,无不厌弃,但洪武帝思及‘七恕’,赦而不杀,果然为国家保存了能臣干吏;而刑部尚书开济觇伺上意、务为两端、左右逢源,满朝文武皆称其精明干练,时人鲜克有疑!朱元璋却不忘‘九虑’,细究其行,终于发现了他的罪恶勾当!可见‘七恕’、‘九虑’这套理论的作用之大,影响之深。
更令我们啧啧称奇的是,这套理论虽然析毫剖芒、字字珠玑,却只不过是桓范所著的十分之一。掌权者若能尽用桓范之才,何愁纲纪不整、天下不治?可惜,司马懿并没有像汉高祖刘邦宽宥蒯通那样,饶恕桓范,而是辣手无情的将其杀害。遂使他正在编写的《治本》、《择将》等等名篇,散佚不存!今天我们很难再看到完整的《世要论》了!甚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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