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此人的骨头这么硬，连雍正都看不下去了

时间：2018-03-09 16:49:27来源：本站整理阅读：61

　　雍正四年(1726年)七月，雍正帝给全国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们发了一道上谕，谈论他本人对于用人选官的理念。在上谕中，雍正点名道出了他心目中的好官与坏官的典型。

　　其中，田文镜、杨文乾、李卫和诺敏四人，被雍正树立为模范督抚，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满众人之意”。意思是，这几个督抚能干事，肯干事，敢于动真碰硬，干得罪人的活儿，所以尽管口碑不好，却是朕心目中的模范督抚。

　　而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等五个督抚则被点名批评，雍正指责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这几个人，被雍正定为“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同流混俗之乡愿”，表面上有口皆碑，实际上对社会、对官场风气的影响很坏。

　　皇帝通报批评了，不管对错总该忍着。这是为官者的基本常识。但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杨名时忍不了，他一直以圣人君子要求自己，无法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乡愿”。他给雍正写了个折子，申诉这个问题。

　　结果，事情越发往严重的方向发展，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康熙晚年皇子间的权力斗争中涉险上位的雍正，为人深沉，为政苛猛。跟康熙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察吏之术和用人之法。他多次在上谕中表述他的根本观念：“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

　　既然用人是一等一的大事，雍正更会在其中融入他的权斗手段。

　　有一句俗话，叫“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这句话肯定把问题绝对化了，但不无道理，至少，它反映了两代帝王在引导官场风气时所表现出来的迥异态度。

　　按照中国的传统，皇帝用人是有层级的。按照北宋名臣司马光的经典分类法，人可以被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如果同时有这四种人应聘，那么皇帝的录用顺序应该是：圣人、君子、愚人，最后才是小人。也就是说，宁要无才无德的愚人，不要才胜于德的小人。因为小人会挟才作恶，危害最大。

　　司马光提出的这套用人标准，基本是古代帝王用人的钦定标准，但也不排除一些例外。

　　比如雍正。雍正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与传统用人法则大异其趣。在他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

　　他对清官的鄙薄，一向如此。只要组织部门或地方督抚举荐一个人，但凡提到此人“为官清廉”之类的话，雍正都会先戴着有色眼镜质问一番：那此人是不是施政能力有限呀?

　　曾任广东学政的惠士奇，在官场上口碑很好，但雍正对他并不认可。雍正在一个官员的密折上留下朱批说：“向闻惠士奇声名着实好，今见其人甚平常，想必随波逐浪，到处奉迎，邀誉窃名之所致。此等欺世奸诈之行，不可法也。虚名虽盗，实祸随之，何益之有?”

　　后来，惠士奇在雍正朝的政治下场果然很不好。只因为应召入对的时候，雍正心存不满，就被罚去负责修筑镇江城，后又被削籍归里。

　　雍正到底是怎样鉴别、区分一个人是能吏还是清官呢?

　　他有自己的独门秘诀。最爱君归结为四个字——反听舆论。

　　就是说，跟舆论对着干!口碑好的官员，能力估计不咋滴;口碑不好的官员，能力应该差不了。用雍正自己的话解释是：

　　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

　　在他看来，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能吏，往往触犯各阶层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

　　这种内心成见进一步发展，就会把用人标准简单化，将清官等同于乡愿，把酷吏当成能干事。

　　皇帝的喜好，很容易影响并塑造当时的官场风气。如此下去，造成了雍正朝清官不容于世而能吏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