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绛(764-830),中晚唐之交名臣,历仕德、顺、宪、穆、敬、文宗六朝。史称其仪表俊伟,气质高洁,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固守直道,表里澄澈。《新唐书》赞其“伟仪质,以直道进退,望冠一时”,是一位“巨德大臣”。
直言谏君
忠国事
李绛于唐德宗贞元年间中进士,任监察御史。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又以监察御史兼任翰林学士。此后四年间,官职数次迁升,并于元和四年担任翰林学士承旨,位诸学士之首。中晚唐时期的翰林学士,实为皇帝秘书,被视作“天子私人”,职权极重,至有“内相”之号。李绛充分发挥这一职位的特殊职能,“孜孜以匡谏为己任”,极力向宪宗进直言,宪宗也多听之行之,元和初年朝廷频出善政德政,李绛贡献尤多。
李绛初任翰林学士时,适逢朝廷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宪宗想把在镇海没收的李锜家财运往京师,纳入皇宫内库。李绛和另一翰林学士裴垍当即谏阻,指出:李锜割剥镇海六州之民以富其家,甚至杀其人而取其财,陛下因怜悯镇海百姓悲苦无告,所以才出兵诛灭李锜,以让一方百姓得到苏息。如今却要用车辆载着李锜的钱帛进京,这事一旦播闻四海,全国都会对朝廷失望。李绛和裴垍分析得没错。李锜的家财,乃其对镇海百姓残酷掠夺所得,镇海百姓因此对李锜“怨入骨髓”,宪宗若将李锜家财收为己有,实际上就是继承了李锜对百姓的掠夺,自然也就承接了百姓对李锜的痛恨。所以二人建议,将李锜的赃物全部归还镇海当地,以“代贫下户今年租税”,这样,必然会“万姓欣戴,四海歌咏矣”。显然,李绛和裴垍所揭示的,乃是封建政治家处理类似问题所应具的境界和韬略,也是其梦寐以求的施政效果。唐宪宗不禁眼前一亮,从狭隘和短视中挣出,“嘉叹久之,即从其言”。
元和四年久旱,宪宗欲降“德音”以揽民心。逢灾降“德音”,本是封建时代惯例,通常多是口惠而实不至,满纸皇恩浩荡,实则少有所为。李绛和同为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上奏,建议朝廷降“德音”,应给灾民以真正的实惠,而“欲令实惠及人,无如减其租税”。同时还应减少宫女,以省朝廷费用,并促男女正常婚嫁;禁止各地横征暴敛,向朝廷进奉;禁止岭南、黔中、福建等地掠卖平民为奴。这些谏言,均被宪宗采纳。“德音”降下不久,碰巧老天下雨,李绛趁机上表祝贺,给宪宗德政助力。
一次,宪宗追慕太宗、玄宗治绩之盛,表示要继承“二祖之道德风烈”,问李绛:“何行而至此乎?”李绛的回答是:“正身励己,尊道德,远邪佞,进忠直。”并且提醒宪宗要说到做到,因为“言之不行,无益也;行之不至,无益也”。宪宗赞叹道:说得真好啊!我要写下来当座右铭。接着又命李绛等收集古今君臣成败经验教训五十种,写成连屏,张于便座,经常观看阅读,并对身边伺候的人说:你们可要注意,不要做邪佞之事。
李绛既尽忠国事,又赤诚敢言,对宪宗的所作所为,几乎是心有所非、口必言之,搞得宪宗有点害怕李绛了。有一次,宪宗想到附近打猎,走了不远,忽然停住,对身边侍从说:“李绛必谏,不如且止。”当即取消了这次出猎。
元和六年,李绛改任户部侍郎,从此不再担任翰林学士,职任虽变,但事关军国大政和百姓疾苦,仍坚持向皇帝讲真话,进直言。
此前,李绛曾谏阻宪宗“聚财”,宪宗不听。又谏阻方镇向朝廷进献,指出:“方镇进献,因缘为奸,以侵百姓,非圣政所宜。”宪宗也不听。担任户部侍郎后,李绛继续谏诤。户部本是中央财政主管,中唐以来,却于国家规定的正赋之外,额外向百姓征收杂税,名曰“羡余”,进献给皇宫内库。历任户部侍郎都照例奉行,李绛偏不。宪宗责问李绛:“卿独无进,何也?”李绛回答:地方上搞这种进献,已经遭到天下人的批评。何况户部直接掌管着陛下的府库,收入支出,都有定数,我正为陛下严把出纳关,怎么会有“羡余”?硬要如此,岂非是将陛下的财物,从东面的仓库转移到西面的仓库,用国家财物,结陛下私恩?所以我不敢继续这样的错误。李绛非但不进“羡余”,还将“羡余”作了彻底否定。只因分析得入情入理,无懈可击,宪宗终被说服,“嘉其直,益重之。”
拒作谀词
正直
李绛生正直,说话直来直去,无论向皇帝进谏,还是在朝廷议政,都一以贯之,直言问题实质,从不作谀词。这在其于宪宗元和六年十一月到九年二月担任宰相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次,宪宗在延英殿同几位宰相议政。李吉甫首先发言,一开口就盛赞宪宗威德,并说什么“天下已太平,陛下宜为乐”,宪宗听得乐滋滋的,很是享受。李绛却兜头一瓢冷水泼来,直率地问宪宗:“陛下自视今日何如汉文帝时?”宪宗一愣,有些扫兴地答道:“朕安敢望文帝?”李绛接着说:汉文帝时,多年不用兵,百姓富裕,家给人足,贾谊还认为如同睡在将燃的柴堆上,不可谓安。当今藩镇割据五十余州,不行朝廷法令;吐蕃扰边,烽火屡警;加之水旱灾害不断,国家仓廪空虚,这正是需要陛下宵衣旰食寻求救时策略的时候,怎么能说是“太平”,而急着“为乐”呢?宪宗猛然醒悟,高兴地说:“卿言正合朕意。”退朝后,又对身边人说,李吉甫“专为悦媚”,“绛言骨鲠,真宰相也”!
又一次,李吉甫在朝堂感慨,说:“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这既是向宪宗讨好,也是对自己“专为悦媚”开脱,更是对李绛好直言硬语的批评。李绛不买账,马上反驳道:“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尽说好听的,必然“陷君于恶”。宪宗此时正努力做“英主”,头脑颇清醒,立马下定判词:“绛言是也。”从此,更爱听李绛的谏言,若李绛久不进谏,宪宗就会诘问李绛: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谏言呢?还是你觉得无事可谏呢?
宪宗好读史,在读《玄宗实录》时,见玄宗前期的开元之治,将国家推向至盛,后期的天宝施政,却将社会导向大乱,延英殿上,他问宰相李绛:“事出一朝,治乱相反,何也?”李绛指出,关键在于用忠正,听直言,还是用邪佞,听媚语。玄宗在开元初年,所任姚崇、宋璟,“皆忠鲠上才”,“左右前后,皆尚忠正”;开元二十年后,李林甫、杨国忠用事,专于媚上,玄宗“不闻直言”,被小人误导,纵逸生骄,遂至于乱。宪宗又问追咎“已然之失”的正确做法。李绛回答,不要“矜得护失”,为“常情所蔽”,而要“致诤臣以匡其失”,改过不吝,从善如流。宪宗说:我选用你们,就是希望听直言,各位应尽心讲真话,不能有隐瞒,以匡正我的失误,不要怀疑我会“护失”而有所顾忌。
一天,宪宗与李绛在延英殿探讨治国之道,天已很晚,谈兴犹浓,时值盛夏,李绛发现宪宗的衣服已被汗水湿透,怕宪宗劳累过度,想赶忙告退。宪宗让李绛留下,继续论道,并动情地向李绛畅诉心扉,说自己退朝后,在宫中面对的,唯有宦官和女子,“与卿讲天下事,乃其乐也”!不作谀词,尽是真话,李绛的直言直谏,已将这位“中兴圣主”深深吸引了。
不容邪佞
揭恶行
宦官弄权,是中晚唐最大的弊政,同宦官的斗争,自然也就伴随了李绛的一生。
李绛任翰林学士时,曾对宪宗极言宦官骄横,侵害政事,谗毁忠贞。宪宗不以为然,说:他们怎敢进谗?就是进谗,我也不会听的。李绛答道:因为这类人基本不知仁义,不分枉直,唯利是贪,得到贿赂就说人好话,得不到满足就进谗言,他们朝夕都在陛下左右,陛下难免有时信之。
宦官头子吐突承璀,最为邪佞,最得宪宗宠信,李绛与之斗争也最多。
吐突承璀深知宪宗崇佛,遂借担任功德使,“总领僧尼之籍及功役”之便,于元和四年大修安国寺,并于寺中矗立一座高大石碑,谓之“圣政碑”,碑楼先成,碑石也已打磨好,奏请宪宗,敕令翰林学士李绛撰文,歌颂宪宗“圣政”。并说:“臣已具钱万缗,欲酬之。”
李绛生不作谀词,更不会作谀文,立即上言拒之,说陛下为自己立“圣政碑”,是“示天下以不广”,“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李绛进而指出,不仅立碑不该,大修寺庙也不该,为之张扬更不该,“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痛快淋漓,将吐突承璀佞佛、媚上的危害,揭露无遗。
开始,宪宗发怒不听,李绛伏奏愈切,宪宗惊悟,说:不是李绛进言,我自己还不知道危害如此之大。吐突承璀正侍奉身旁,宪宗当即命其拆楼废石。吐突承璀请求:碑楼很大,一时拆不掉,宜徐徐毁之。想苟延时日,找机会再说服宪宗。宪宗厉声喝令:赶快找牛,多找些牛去拽!吐突承璀再不敢饶舌,用了一百头牛才将碑楼拽倒。
元和四年九月,宪宗不顾李绛等人反对,任吐突承璀为讨伐成德王承宗的统帅,李绛时任翰林学士承旨,职当起草任命诏书,拒不动笔。吐突承璀统兵一年,无功而还,宪宗不但不予惩处,反给加官。李绛力阻,又面陈吐突承璀横肆,惹得宪宗大怒。李绛不让步,流泪进言:“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下负臣。”宪宗终被李绛的赤诚折服,动情地说:你告诉我的,都是别人不愿说的,遂给吐突承璀以降职处分。消息传出,中外相贺。
宪宗既需李绛的忠直,又喜吐突承璀的献媚,更知两人水火不容。元和六年,欲任李绛为相,先出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到了元和九年,欲召吐突承璀还,又罢李绛相位。李绛于元和十年出任华州刺史,而吐突承璀的不少田产都在华州,其奴在当地祸害百姓,李绛将之逮捕法办,同时处理了五坊使宦官扰民的问题。
《旧唐书·李绛传》记载,李绛“以直道进退,闻望倾于一时。然刚肠疾恶,贤、不肖太分,以此为非正之徒所忌。”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李绛在兴元节度使任上,被监军宦官杨叔元煽动兵变所害,终年67岁。
唐文宗听到李绛被害噩耗,既震惊,又悲痛,在诏书中给了李绛很高的评价,说“朝有正人,时称令德”,李绛虽逝,其言其行,却“立标准以程后来”,影响深远。据两《唐书》记载,李绛的德望,不仅带动促进了元和初年的直谏之风,还培养起一批直谏之臣和栋梁之才。如白居易、路随、韦处厚,皆因直言勇谏,受到宪宗表彰,特别是路随、韦处厚二人,后皆官至宰相,为世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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