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帝辛天赋禀异改革直击要害！武王伐纣为何还能成功？

时间：2020-02-07 20:12:10来源：互联网阅读：321

　　今天星空历史小编给大家带来武王伐纣为何能成功?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中国浩瀚的文学书海中，暴君或昏君形象不计其数，商纣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事实上，大多数人对商纣王的印象都是从《封神榜》这部神魔小说中得来的。问题在于，从《封神榜》中探究商朝历史，就如同通过阅读《西游记》了解唐朝一样不靠谱。依据先秦时期史书的记载，商王帝辛(谥号纣)是一位“博闻广识、反应机敏、能言善辩、孔武有力”的文武全才，他甚至曾赤手空拳的制服了猛兽。那么，这样一位天赋禀异、卓尔不群的君王，为何最后却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呢?

　　对于这个问题，西汉以来的历代史家，几乎异口同声地采纳了武王伐纣檄文的说法。他们从品行、私德角度进行解释，认为商朝之所以覆灭，是因为纣王失德导致的。其实，稍微分析和探究一番，我们就能发觉其中的蹊跷。因为即便是商纣王一人失德，也不足以致使周人迅速倾覆掉整个商朝。更何况，凭借商人丰厚的底蕴实力，并不至于因为一代君王的几个暴政就走向崩溃。毕竟如果没有落实于政策层面，私德有失的影响范围实在有限。换言之，即便是一位品行良好的君王，如果未能执行正确的政策，也是无法惠及到全天下的。

　　在“家天下”的大背景下，每一位君王都不会主动去祸乱自家的江山。至于商纣王究竟是一位沉迷享乐还是励精图治的君主，我们还得从考古文物和史料文献中那些片鳞半爪的描述中梳理清楚。据此，我们会发现，从帝辛继位到商朝灭亡的这段岁月里，商朝非常重视扩张领土，并连续发兵攻打东夷部族，并擒获大批俘虏，自此商朝在长江流域的势力逐渐稳固。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铭文以及诸多战国竹简(“清华简”等)的研读，帝辛亦曾对商朝内政进行过诸多改革。也就是说，商纣王的败亡很可能并非是因为简单的“失德”引起的，而是源于对商朝内部利益结构协调的失控(或者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噬)导致的全面崩盘。

　　当然，这并不是说品行、道德没有价值，而是在君王(管理者)那个层面下，对一个人的道德评价已经无法与这个人在利益协调、制度创新领域所做的事迹相提并论了。在详细解读商纣王失败原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厘清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我们可以用“祖宗一元”和“王室衰微”稍作概括。

　　自商汤伐夏以来，商朝历代君王都打着天命的旗帜，从而宣扬自身的统治是“天命所归”。渐渐的，商人终于将原始多神教改造成了“祖宗一元”的宗教。简单来说，在商人的宗教意识中，整个商族拥有统御天下的“天命”，而其他族群只有被统治、甚至是被奴役的命运。为了向上苍和天下表达这份“天命”，商人就必须经常祭祀先祖(被神化)和上苍，并活祭大批奴隶(尤其是东夷俘虏)。这种将本部族自诩为优越(天命所归)的想法很容易招致其他族群的敌视(参照犹太教和犹太人的遭遇)，更罔论时常被侵袭和活祭的东夷族群(后来商朝以东夷为主的奴隶军队就倒戈相向了)。正因如此，到了商纣王时期，周边的异族和外服方国(内外服制度)早已与商朝离心离德了。

　　不仅如此，即便是商朝内服(商人本族活动区域)也面临诸多问题。由于早期商族保留了游牧族群“兄终弟及”的习惯，所以在商王仲丁后，连续发生王位纷争，又屡次迁都，使王朝中衰、诸侯离叛，史称“九世之乱”。自此之后，为了削弱宗室威胁，历代商王侧重于倚重贵族、疏远王族，逐渐导致王室衰微、贵族世袭把持朝政的局面。

　　虽然周名义上从属于商朝，但在内外服制度下，作为外服方国的周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地位，也因此具备了扩张发展的操作空间，所缺少的仅仅是一个机遇。不过，即便商朝正处于内忧外患、日渐衰落的境地，其文明程度和综合国力依然远远强过西部边陲的周部落。之所以最终周人得以成功取代商朝，关键还是在于商纣王的决策上面。

　　前文已经提及，纣王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即便是通读全球历史，允文允武的君王也是不多见的。但是随着周的势力不断壮大，商朝越来越坐不住了。商、周曾有过共抗鬼方(西北羌戎一支，据说后来远遁漠北，并成为匈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友谊。但是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因周围祖父文丁对西岐周人的忌惮而被捕，在狱中绝食而亡，双方由此成为世仇。在面临西岐周人和东夷族群的两线威胁之下，商纣王选择率先打垮已经被商朝连续多年重创的东夷。先易后难的方针并没有错，但商纣王还是漏算了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商朝内部的贵族势力。

　　原来，在帝辛登基之后，为了扭转贵族世袭制度造成对王权的掣肘，曾颁布过一系列新举措。毕竟在当时贵族安逸腐朽的大背景下，遭到压榨的平民阶层，其不满情绪正在不断积累。为此，商纣王一方面开始打压贵族子弟、另一方面则大量从平民和奴隶群体中提拔人才，飞廉、恶来父子(夏初伯益后人、东周时期秦国和赵国先祖)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选拔成为将军的。甚至纣王还宣布了贵族奴隶一旦进入朝歌，就能获得自由，从根本上打击了贵族群体的根基。正因为这一系列的举措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遭到大臣们屡次谏言，各地贵族与纣王离心离德，更有甚者直接投奔到周人效力去了。

　　除此以外，纣王还开始逐渐减少祭祀活动。那时候，人们一度非常迷信神鬼，当时大到打仗，小到盖房子都要占卜，这导致祭司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就算国君心知肚明占卜是怎么回事，可是为了稳定人心，占卜是不能废除的。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件事最后能不能办成，很大程度上全凭祭司的一张嘴，他要是说占卜结果是“大凶”，这事还怎么做?之前的历代商王都是以妥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到了纣王这一代，已经没有时间也没资源来和稀泥，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硬“怼”，直接宣布所有人都不许再信这一套，这件事按现在的说法应该叫“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可以说商纣王的眼光非常准，他的几项改革措施都直击要害，

　　不仅如此，纣王为了收拢权力还开始逐渐减少祭祀活动，削弱祭司们手中的权力。要知道，在“天命观”浓郁的商朝，人们是非常迷信鬼神的，不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盖房乔迁都要占卜一番，这就将社会的话语权交给了祭司集团。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商纣王的政策可谓相当强硬，可是问题在于纣王自己也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取代祭司们的舆论主导权，最后他便被祭司群体大肆抹黑。纣王行为就好似一场颇为激进的改革运动，这显然触动了既得群体的利益。

　　当纣王在外交层面遭受外服方国的孤立(周武王曾通过孟津观兵探查天下诸侯态度)、在政治层面被世袭贵族、王室(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微子启投奔周，后为宋国先祖)和祭司阶层敌视、在军事层面陷于和东夷族群的鏖战之时，武王伐纣正式拉开了序幕。出兵之前，武王曾发布讨纣檄文——《牧誓》，其中为纣王列举了六条罪状。其中包括嗜酒如命、牝鸡司晨、自诩天命、不祭司神明祖先、不重用贵族和任用小人(小人相对于君子，是指非贵族的草根人士)等，翻译过来就是喜欢喝酒、经常听取宠妃建言、自信、不让祭司主持祭祀仪式、打压世袭贵族和重用平民奴隶等。按照今人的视角来看，武王伐纣的理由是如此经不起推敲，但站在当时的大背景下，却字字珠玑、直戳要害。

　　果然，武王伐纣后不久，商朝大批贵族官员纷纷叛变，进而导致商朝国家机器陷于瘫痪，以至于纣王在周军前行许久，却一直被蒙在鼓里(也可能是被朝中贵族刻意封锁消息)，未能及时将东夷战场的前线军队撤回防御。最终只能动员朝歌附近臣民抵抗，甚至将奴隶筹备上阵。结果奴隶军队在阵前反戈一击，商朝仅剩的军队则与周军进行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决战，牧野之战、流血漂杵，纣王与两位爱妃自焚而死。

　　综上，我们可以明晰，纣王的失败并不是源于他的私德有失、或者是暴政所为。而是在商朝各种弊政业已形成盘根错节利益网络的大背景下，贸然操刀改革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崩盘。在历史的大潮中，个人的力量往往是渺小的，明君和能臣的诞生是需要一定机遇的。当然，即便如此，历史上依然有人能够趁着一缕机遇完成变革，以达到逆天改命的宏伟蓝图。

　　正所谓“不破不立”，周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虽然其集团内部存有大量商朝旧贵，但周人并未将社会秩序恢复到商纣王之前的状态，而是选择另开一番天地。首先，周人在承袭商人“天命观”的基础上做出了改变，将天命所归的范围从整个统治族群缩小到周天子一人，从而具备了普世意义;其次，周朝废除商的内外服制度，并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推行了分封建国(宗室和功勋拱卫中央)的举措，加强了京畿与边缘区域的政治联系;第三，从礼法层面明确了嫡长子继承制，以防“九世之乱”前车之鉴;最后，周朝延续了纣王将祭祀权力收归己有的做法，在保留祭司特权的基础上加大了自身的舆论操控能力，迫使祭司阶层后来逐渐转化为记录仪典和史料的“儒”群体。自此之后，华夏文明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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